你好，我是顾衡。
本周我给你带来的是彼得·李森的《秩序—不法之徒为何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秩序》。
说到秩序，一直就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线之争。自上而下的，就是主张政府管一切；自下而上呢，就是主张政府克制，为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留出空间。
那么，这两条路线是怎么来的呢？它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秩序靠什么维护？
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要有政府？这东西是怎么来的？政府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我们把政府出现之前的社会，叫自然社会；把政府出现之后的社会，叫政治社会。
那么，什么是自然社会呢？庄子描述的赫胥氏的样子，就是“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意思是呆着不知道应该干什么，走着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嘴里叼着牛肉干，嘻嘻哈哈，一天到晚开心得不得了。这个，就是自然社会。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说可拉倒吧，自然社会哪有这么美好。吃的根本就不够。还鼓腹而游呢，肯定是为了半拉馒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霍布斯认为，为了终止大家抢来抢去的状态，也就是“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的丛林社会，就必须得有个说了算的，大家都得听它的。霍布斯管这个说了算的东西，叫利维坦。利维坦这名字来自于《圣经》里的一种怪兽，样子很像鳄鱼，我们就当它是个鳄鱼怪吧。
霍布斯认为，只有在利维坦的强制管理下，社会才会有秩序，自然社会才会进化到政治社会。今天，这个鳄鱼怪又有了另外一个更被人熟知的名字，叫政府。
詹姆斯·麦迪逊虽然自己当了美国第四任总统，但是他把政府视为最大的耻辱，因为它彰显了人类这个物种“卑劣的品性”——必须得有个东西管着，不然就一切人和一切人天天打。
说实话，正是麦迪逊这句沉痛的抱怨，让我对霍布斯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因为小到蚂蚁，大到狮子，大自然中所有的群居性动物，都没有陷入一切蚂蚁与一切蚂蚁、一切狮子与一切狮子开战的状态。说只有我们人类这一个物种必须得有个外力管着，不然就会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了，这个不合常理。况且，如果我们人类之前是这么个活法的话，恐怕也早就灭绝了。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也不同意霍布斯。洛克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造物。上帝给了我们道德，也给了我们关于公平的概念，不至于就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了。
上帝在我们心里放置了公平的概念，这个想法似乎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其中的一个实验是这样的：比方说妈妈给大林100块钱，让他制定一个分配方案，和弟弟小林分。如果小林拒绝了大林的分配方案，这100块钱就由妈妈收回。
那么，依据经济理性人假设，大林就是给小林1块钱，小林也应该接受，因为1块钱总好过没有。但是实验证明，如果大林给得太少的话，小林宁可自己一分钱不得，也会拒绝，让大林也一分钱得不到。
这个实验在各文化、各人种之间都做过。结果是，咱们东亚人最讲究公平。东亚的大林，平均出价达到38块，是所有人种中给得最多的。
那你可能会说，大林给小林分38块，并不是出于公平，而只是怕小林报复。也就是说，结论可能并不是东亚人更慷慨、更公平，而是东亚人更小心眼儿，报复心更强。
实验者也想到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他们又请了妹妹小娟来暗中旁观。规则是：给小娟20块钱。如果她认为大林不公平，她可以交给妈妈钱，让妈妈惩罚大林。只要小娟给妈妈1块钱，妈妈就没收大林3块钱。给2块没收6块，依此类推……
那按照经济理性人假设，小娟拿到这20块，一溜烟就买冰激凌去了。大林小林公平不公平的，管我屁事儿。对吧？但是实验结果证明，不是这样的。小娟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交钱给妈妈，去惩罚大林。
嗯，这就是洛克的想法。他认为人们心中有先验的、天生的，关于公平的概念。这阻止了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状态的发生。
两个人的主要分歧在于政府权限的大小：
霍布斯认为，因为一个人垄断暴力比所有人都使用暴力好，所以暴力的垄断为暴力本身提供了合法性。谁来垄断暴力呢？政府。这样对大家都好。
而洛克的想法是，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只有到了商品经济时期，尤其是货币被发明之后，人们开始种更多的粮食，吃不了拿去卖，于是产生马太效应，强者良田万顷，弱者无立锥之地。这导致了土地的稀缺，矛盾激化。这时候，上帝就不大管用了。
虽然两个人有挺大分歧，但是在基本立场上，两个人却是一致的。就是，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不管喜欢不喜欢，政府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政府比没有政府要好。
没有约束能产生秩序吗？
当然，也有彻底反对政府的。认为这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他的主张是“不再要法律！不再要法官！唯有自由、平等和人类实际上所具有的同情心，才是有效的屏障，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某些人的反社会本能。”
克鲁泡特金反政府，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就像前面我提到过的，大自然中其他群居性动物都好好的，凭啥只有人类需要个政府？第二个，以法律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制，总是对道德的一种羞辱。一个人遵守法律，不应该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只是因为遵守法律规定符合他的道德准则。只有这样的生活，才称得上是有尊严的生活。
但是，说某些人反社会，其实就是坏人呗！比如村里有个二赖子，怕辛苦不肯劳动，邻居一出门种地，他就跑到人家去偷粮食。对于这种人，克鲁泡特金所说的“自由、平等和同情心”，是不是有效的屏障呢？万一这屏障不顶事儿，又该当如何呢？
无政府主义者说“大自然没有小偷，是先有政府后有小偷的”。那有人就说了，咱不管是先有小偷还是先有政府吧。好比现在有筐苹果，里面有烂的了。不拿出来就会传染好苹果。咱们要不要把这个烂苹果拿出来？怎么拿？
讲道理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会同意烂苹果必须要被拿出来的。如此一来，不还是强制吗？那你无政府主义者说你遵守法律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自愿，这个说法不就是扯淡了吗？
到这里，真正的分歧才暴露出来。就是，克鲁泡特金说的遵守法律必须是出于道德上的自愿，这是个假问题，并不能成立。真正的问题是，大家都同意要对坏人进行惩罚，不然整筐苹果就烂光了。但是，这个惩罚是否一定要来自政府呢？
1968年，美国的一个生态学教授加勒特·哈丁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个命题。他说，如果一块草场由张三和李四两个牧羊人共用的话，他俩一定会拼命多养羊，过多的羊迅速把草吃光，所有的羊就都饿死了，然后张三和李四也饿死了。
哈丁主张，为了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政府必须介入，派官员来，限定张三和李四羊群的数量，不然这两个蠢货一定会周而复始地陷入公地悲剧。那制度经济学家们就不同意，说干嘛一定要政府出面呀？拦道铁丝网，把草场一分为二，不就完了吗？谁爱养多少羊就养多少。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用明晰产权的办法，来代替政府的行政干预。
可是，在大草原上拦铁丝网，这个很费钱。更极端的情况是，你说草原拿铁丝网拦起来，这个可以有。可是如果是一个渔村的渔民，共用一个渔场，这个怎么办？海上乍拦铁丝网呢？
自发秩序有可能吗？
好！关于秩序如何建立，有两派主张。一派是哈丁，接受霍布斯的思想，认为必须政府出头，不然就乱套了。另一派是制度经济学家，接受洛克的思想，认为争端可以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政府起什么作用呢？政府就做好一件事：保护产权。
但是，有些东西的产权确实就没法明晰。比如一片渔场，怎么分到户呢？对于不可分的公共资源如何进行有效处置，研究这个问题最深入的，就是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她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可惜死得太早。
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对大量案例进行了分析。其中，土耳其一个小渔村的例子，就很经典。这个村子里的渔民，是如何公平地分享全村唯一的一片渔场呢？村民们的办法是用浮标把渔场分成大致的几十块，每个渔民一块。然后，每天按顺时针方向，每个人挪动到邻居家的那块，这样每块区域不论质量好坏，都是大家轮着来。
这个办法，已经运作好多年了，从没发生过有人耍赖的事情。每年捕鱼季节开始的第一天，渔民们聚集在小酒馆里，一起喝上一杯，重申一下规则。这一天，渔民们也会请当地的一个警察出席，作为见证。不用合同，不用签字画押。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办法当然非常好。又省了律师费，又不伤和气。但是，如果几个不同的群体，彼此还有矛盾。他们之间，能自发产生秩序吗？又或者，范围扩大，一直扩大到一个国家那么大，自下而上的秩序，还能建立起来吗？
李森的这本书，回答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好，我是顾衡。明天，我们开始介绍《秩序》这本书。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