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顾衡。
今天，咱们接着聊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的名著《秦汉帝国》。前面咱们讲了，汉朝的统治者为了实现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型，干了三件事儿，就是赐民以爵、削藩和打压豪族。
那么，削藩和打压豪族之后，导致了社会基层的组织真空，商人乘虚而入，按倒葫芦起来瓢，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司马迁在《史记》里也吐槽商人，说他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意思就是做买卖赚了钱，就去买地。真是讨厌。那说到这儿，你肯定想到咱经常听到的内容，就是地主老财兼并土地，农民失去土地，然后造反，王朝兴替，周而复始。这个说法，靠谱吗？
商人和地主的区别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想想这个问题。什么角度呢？就是社会资本的角度。
假如你是个自耕农，连续两三年遇到灾年，借的钱还不上，土地就没有了，只好去当佃户。你的地主是本村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商人？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地主是本村土生土长的，那地主和你很可能沾亲带故，彼此也知根知底。
这个知根知底、彼此了解，很重要。咱们说一个人穷，这个穷也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金上的穷，那你在朋友亲戚那儿借点钱很容易；第二个阶段是信用上的穷，借钱借不到了；第三个是意志上的穷，你自己都认命了，也就潦倒了，一蹶不振了，街坊亲戚看见你都绕着走，招呼都不打。
那么，如果地主和你是小时候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那你在穷的第一阶段，地主就会帮你。今年租子交不上，他会给你延期。但如果你的地主是外来的商人，那就没有这份信任和感情。他很可能逼你卖儿卖女把租子交上，然后地也不租给你了。另外，因为商人被国家各种打压，他的成本和风险就高，这个被人为抬高的成本和风险，他必然要转嫁到你头上。然后，你连个佃户都当不成了。
你看，虽然你穷得失去了土地，给别人当佃户。但是给谁当佃户却大有讲究。给外来的商人当佃户，一是他和你不熟悉，又注重眼前利益；二是租子交得高，你得保证收成，稍有闪失，你很容易就去失租佃权，成为流民。
按照秦晖老师的研究，历朝历代的农民造反，主力军都是这样的流民，而不是佃户。贫穷、失去土地本身，并不会逼得老百姓造反。失去租佃权才是要命的事情。所以说，失地不是问题，社会资本缺失造成的失佃，才会引发社会动荡。
那么，在农村，谁是社会资本的提供者呢？谁会为广大农民提供工作机会呢？就是富人、能人，也就是皇帝极力打击的豪族。豪族就像土壤。土壤流失了，雨水也就保不住了。这是汉朝皇帝打压豪族带来的最大危害。
虽然汉朝整个看来，农民的赋税很轻，但赋税越是轻，商人买地的热情就越高；而朝廷对商人打压得越厉害，商人对佃户的田租也就越高，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到了西汉末年，朝廷不得不对田租进行减免，搞得自己财政也困难，但还是造成了遍地流民的局面，赤眉军，就是这么起来的。
咱们老祖宗，很早就明白了治水宜疏不宜堵的道理。但是在社会治理上，却没有这样的见识，总是抑商重农。然而，追求利润是人的天性，和水要往下流是一样的。你越是堵，越是压制，就像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那样只知道堵，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周期性的决堤、泛滥。
说起来，汉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大王朝，至今我们还是以汉人自居。汉朝，征服西域、在朝鲜和越南设郡。这些都不说了，匈奴杀了咱一个使者，陈汤一直追到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把人家单于杀了才解恨。但是，汉朝每年铸造货币的量，只有宋朝的1/20。
回顾中国的历史，你会对一件事情特别有感触，就是歧视商业、歧视商人，真是给咱们中国人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
汉朝的抑商政策
好，闲话少叙。咱们还是回到正题，汉朝统治者都是怎么折腾商人的。
汉朝统治者对商人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打匈奴，那就要修堡垒，要运粮草。相当于推个独轮车支前吧。那这些脏活累活找谁来干呢？汉武帝就发了个七科谪。说以下七种人都给我去干这个！这七种人是：犯罪的官员、亡命徒（脱离本籍的人）、赘婿（等于自卖为奴）、商人、原商人、父母为商人、祖父亲为商人。皇帝对商人有多恨，也可想而知了。
除了遇到事儿了，就折腾商人、原商人、商人的儿子和孙子之外，在税收上，朝廷也对商人阶级进行歧视性征收。比如财产税，农民是一万钱征一算，商人是两千钱就征一算。差了五倍。
除了这些之外，法律上也不一样。汉武帝期间，他重用酷吏，跑到各地去鸡蛋里挑骨头，富人犯一丢丢小错，就往死里整。当时，最过分的是河内太守王温舒，这也是上了史书的著名酷吏。他一下子抓了一千多个豪强地主，全部公开处以极刑，据说把十几里的河水都染红了。
把诸侯都削藩，把豪族都迁走。现在，又这么打压商人。那么可想而知，在农村基层，提供社会资本的人就没有了。流民遍地、盗贼横行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但是，当时的统治者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反而认为这是商人豪族欺负农民的后果。怎么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田租已经低到1/30，不能再低了，那剩下的办法，就只能是朝廷出面和商人抢生意。这就是盐铁专营、平准均输的由来。
盐铁专卖这个好理解。就是盐和铁必须由朝廷出面搞，私人不许染指。
拿铁来说吧，朝廷在铁矿上设置个机构，叫“铁官”，全国一共设了50多所铁官。这个直接归朝廷管。那么朝廷就把犯人啊、服徭役的百姓啊派到那里去采矿炼铁，再交给专业的铁匠打造成产品，对外销售。那没有铁的地方怎么办呢？没有铁的地方，也设机构，叫“小铁匠”，负责回收废铁再铸造。但是，“小铁匠”买卖小，朝廷看不上，这个由郡县管理。
盐呢？盐和铁不一样。盐以前谁煮盐还是他煮，但煮完不许他卖给别人，只许卖给朝廷。再由朝廷统一高价卖给民众。
盐铁专卖下来，就是平准均输。这个平准均输，就是粮食便宜啦，朝廷出面收购，粮食涨价啦，朝廷往市场上投放储备以平抑物价。一方面防止谷贱伤农和城里人吃不起饭；另一方面呢，低买高卖朝廷也能赚不少钱。总之，就是好赚钱的买卖，不许商人染指。
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狠的是告缗令。
什么是告缗令呢？前面不是说了吗，朝廷要征财产税嘛！农民有1万个铜钱，那就要交1算，也就是120个铜钱，这么着，税率是1.2%。可是商人呢，每2000个铜钱就得交一算，税率达到6%。
那么，这么重的税率，商人要是少报瞒报自己有多少钱怎么办呢？告缗令就是管这个用的。这个法令规定，少报瞒报财产的，一旦被抓，财产全部没收，罪犯发配边疆当兵一年。那朝廷怎么知道谁少报瞒报了呢？那就鼓励举报。作为奖励，举报人可以得到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一出，结果可想而知。本来朝廷就是要把商人往死里坑。现在，竞争对手、仇人、贪财的，有的没的都去举报，反正诬告也不会受罚。这么一来，不要说富人了，连中等之家也难以幸免，全都成了被告发的对象。
可想而知，在所有的政策中，告缗令对富人的打击是最大的，简直就是毁灭性的。
把富人全部干掉后，穷人的境遇怎么样呢？司马迁说武帝时“户口减半”，全国一下子少了几千万人。少这么多人，当然不是打匈奴战死的。户口减半不是因为人都死了，而是人都跑了，变成政府无法完成注册登记的流民。当然，司马迁对汉武帝恨之入骨，因为受了宫刑嘛！夸大其词也是有的。但是武帝时国内流民遍地，盗贼滋生，却也是事实。
所以，把基层的社会组织者干掉之后，整个社会就像是土壤流失，雨水也保不住了。
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就介绍完了。这本书讲到这里，心里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在这本书中，西嶋定生先生用了不少的篇幅，讲了儒家学说在汉朝成为国教的过程，非常值得一看。因为篇幅所限，我就没法介绍了。仅仅这方面内容，这本书就值得你亲自读一读。
另外还要说的是，我是借鉴了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这本书，对秦汉帝国进行了解读。这个视角，就是汉朝的统治者用赐民以爵、削藩、打压豪族继而打压商人的办法，完成了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型。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对社会造成了反复的伤害。
这个视角的解读，有个别地方就并非是西嶋定生先生的本意。而西嶋定生的这本书里有些细节，和咱们国内史学界主流观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些，都是你听我这个节目，和亲自看书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