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顾衡。
前两期咱们讲了，汉朝皇帝们用给百姓赐爵和削藩这两个办法，以实现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型。除了这两件事，他们还干了啥别的呢？今天再来讲第三件：打豪族。
皇帝与豪族的“竞争”
刘邦刚建国，他的手下娄敬就跟他提建议，说你看咱们当年打秦国的时候，别看起头的是陈胜吴广，但是闹腾了没多久，他们自己内部就乱了。吴广是和自己人吵架被杀。陈胜更窝囊，是被自己的车夫刺死的。泥腿子，起不了什么大浪。心腹大患，还是以前老六国的那帮贵族大户，就是项羽那样的。所以啊，咱应该把这些豪族，都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而且他们还有钱，可以拉动首都消费。首都的老百姓有生意做，有钱赚，自然也就安居乐业，不会搞事情了。
刘邦深以为然，就下令全国的豪族，就是齐国的田氏啊，楚国昭氏啊、屈氏啊（屈氏就是屈原他们家族），拖家带口的，都给我搬首都来。
来了之后，刘邦还给他们赐了新的姓，让他们尽快忘本，尽快拆成多个小家族。比如齐国的田氏，是个非常大的家族，人非常多。刘邦按先来后到，第一拨来的，赐姓第一；第二拨来的，赐姓第二。老田家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除了谢主隆恩，也不敢说啥。
不用老百姓出手，皇上直接就把土豪给撵走了。那这些大户人家都迁走之后，村里只剩下平民百姓，家家分100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又赶上了好皇上，收税特别少。汉朝只有高祖刘邦的时候田租有1/15，后面都降到了1/30。遇到灾年还减免，借给农民的种子，皇上一高兴就说不用还了。在汉文帝期间，甚至把田租全免掉了，时间长达12年。
那么，汉朝的老百姓，是不是就过上好日子了呢？并没有！那你说皇上都不收租子了，这老百姓咋还过不上好日子呢？
咱们又得从周朝开始捋这个事情。西嶋定生提了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对。他说，春秋的时候，贵族统治者是氏族结构，平头老百姓也是氏族结构。到战国时期，氏族结构就垮掉了。
原因有两个，一是贵族要平民当兵打仗，那么就要齐民编户，把氏族拆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
二是铁制农具开始普及。以前没有铁犁，开荒需要全氏族老少爷们一起上。现在有了铁犁。我媳妇在后面扶着，我在前面代替大牲口拉着。这么辛辛苦苦整出来的五亩地，凭啥打出来的粮食要归整个氏族呢？所以，自留地就出来了。
自留地一出来，大家都有了私心，氏族也就垮掉了。这说的是平民、被统治阶层的氏族结构，在战国时期逐渐向一夫一妻小家庭转型。
那贵族统治阶层呢？也同样存在这个倾向。在氏族社会的时候，别说财产了，连女人都是共享的。老爹死了，他的小老婆归儿子，这个叫蒸；兄弟和叔叔死了，嫂子和婶子归弟弟或侄子，这个叫报；还没死呢就共享上了的也有，这个叫通室之好。总之，都不是外人，各种乱。
那么，老打仗老打仗，就有好多打了败仗的贵族，自己的氏族没有了，主子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去投奔别的贵族，去人家家里当门客。咱们读《战国策》，信陵君、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的，门下食客三千。这些食客，就是日本浪人一样的，失去了自己宗族的战败贵族。
那么，春申君孟尝君，他们养这么多门客干嘛呢？就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再组织。
比如有一大块地，要是能有灌溉条件就好了。这个事情农民自己干不了，他们缺钱，也缺组织能力。这时候，春申君就出面张罗，组织老百姓修建水利工程。然后，再把这些新开垦出来的耕地租给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春申君就需要管理人员。他的门客，就是干这个的。
你看，春申君和一个房地产开发老板没啥区别。他也是去弄块地（当时地有的是，也不用招拍挂），再划拉些包工头，也就是门客，让他们雇些民工来，修路修渠，清理灌木，开垦出很多荒地。
然后也和卖房子一样，到处吆喝：乡亲们快来租我的地啊，小茅屋都给你们建好啦，拎包入住啦！我这儿还有物业配套，谁家缺个牛缺个锄头，还能到我这儿来借……人来了，地种上了，他也就收到租子了。
西嶋定生说，春秋末年，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氏族的解体，是同步发生，并且互相促进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他说，秦汉时期的一夫一妻农民小家庭，绝不是自然发生的，这后面是有推手的。这个推手，就是贵族。因为，虽然贵族和平民旧有的秩序，也就是氏族，都在崩溃，但是平民却并没有重建新秩序的组织能力。
于是，就像前面说的，出现了春申君、孟尝君这样的人物，他们把失败的贵族收纳为门客，形成了新的管理层，继而完成了对平民的再组织工作。而秦的商鞅变法，不过是把这个工作提升到国家层面，让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而信陵、春申、孟尝和平原这君那君的，却是在挖自己国家的墙脚。因为他们的改革成果，并没有贡献给国家，反而加速了平民逃离国王的过程。这一步改革没跟上，秦与六国的胜负，也就被决定了。
你可能有个疑问，春申君、孟尝君这些人，你们说开发块土地就开发啦？土地不是国王的吗？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啊，春秋时候，一国之内的统治单元是城，城与城之间有很多空白的“非国家空间”。春申君、孟尝君就在这些空地上开垦新土地，吸引本来给国王交租子的农民来给他种地，你说他是不是挖墙脚啊？
那说这些，和汉朝打豪族有什么关系呢？
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豪族和国家是一种竞争的关系。竞争什么呢？就是争当农民的组织者。如果是国家当组织者，那就像秦国一样，越来越强大；如果像老六国那样，任由豪族去挖墙脚，国家就弱了。
汉朝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比如贾谊和晁错，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认为把社会上所有的豪族，上到春申孟尝这个级别，下到在一乡一村里只有几十个佃户的地主，全部干掉。这样，挖国家墙脚的春申孟尝没有了，项羽这种能造反的强人也就被扼杀在萌芽当中。他们的这个想法，可以说是很正常的，当然也会受到皇帝的支持。
清除豪族的结果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今天咱们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就是社会像个生态圈，必须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才能支持各种各样的交易情境，让所有人在高频次的服务与产品交换中致富。
但汉朝的皇帝和知识精英并没有这样的见识。他们更没有詹姆斯·斯科特那样的见解，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简单化和均质化改造的过程，一定会伤害到社会，最终导致动乱。
从汉高祖刘邦把老六国的顶级豪族迁到关中之后，这就成了汉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再到后来，地方官员的家属，也被迁到这些新城。一是你老婆孩子在我手里，当个人质；二是你当完官也别回家祸害乡里了，我已经把你老婆孩子安置在首都了。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么个搞法，把基层的士绅组织者全部拔掉，出现了严重的后果。
因为，农民种地，不仅要交田租，还得以现金的形式向国家交别的税，具体说来，就是算赋，也就是人头税，15－56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一算，一算就是120个铜钱；3－14岁的小孩子，一年也要交20个铜钱，这个叫口赋。除了这两项人头税，还有訾算，就是财产税，税率是一万钱交一算，就是1.2％呗。
这么总的算下来，凭良心说，税并不重。但是，农业这东西，靠天吃饭，收入极不稳定。
今年发大水，如果你是地主家的佃户，因为彼此知根知底，所以会有商量。今年不行了，欠着，明年再还；但是现在地主都被押到首都去了，你现在是自耕农，遇到荒年，你就只能向商人借贷，约好明年再还。可是，明年又赶上闹蝗虫，这债还不上呢？地就没了。
地没了，你就得给商人当佃户，商人收多少租子呢？50%。你看，朝廷只收3.3％，现在你一个资金周转不开，变成了商人的佃户，田租就变成了50％。差距就是这么大。交了一半的收成，人头税和财产税拿啥交呢？所以这日子就没法过。
那你可能要问了，给贵族和地主当佃户也是佃户，给商人当佃户也是佃户，有啥不一样的呢？非常不一样！贵族也好，地主也好，他们有对土地的忠诚。因为他们离不开土地，所以他们就懂得与佃户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且他们互相知根知底。
而商人，虽然发了财买地当地主，但他与土生土长的贵族和地主不一样的是，他没有那份对土地的忠诚。他追求的是货币，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是更多的本金、更高的流转速度。农民丰收也好，破产也好，商人的诉求都是在现有条件下立即得到最多的回报。
那皇帝就会这么想：哦！我平常只收3.3%的租子，遇到荒年还减租，还开仓放赈。你们这帮奸商却在趁机巧取豪夺。所以也不光是汉朝，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商人恨之入骨，制定政策打压商人，对商人征收重税。
但是，汉朝的皇帝们，和贾谊、晁错这些知识分子想不明白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大力打压了豪族，造成社会基层的组织真空，才让商人乘虚而入的。他们越是对商人征重税，商人就越是要把这个税收转嫁到自己的佃户身上，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朝廷对农民的减税呢，又造成投资土地更大的利润空间。商人更要买地了！
这可怎么办呢？下一讲，咱们就来聊聊商人的问题。
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陪伴和收听，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