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顾衡。
前面两期，我们介绍了在前现代国家，也就是有国王的年代，国王为了实现直接统治的目标，动用各种手段去推动社会的简单化和均质化，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会遇到地方上贵族的抵抗。
那么，在没有贵族的社会，比如秦朝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或者连国王带贵族都没有了，比如自法国大革命以后纷纷成立的人民主权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呢？
官僚体系的弊端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贵族的古代社会，皇帝通过一个官僚系统来实施全国统治。这也就是咱们中国的情况。
汉朝建立之后，老刘家讨论前朝得失。结论是：像周朝那样搞封建制，地方上诸侯坐大，反过来欺负中央，这个太可怕，不能搞；但是像秦朝那样设郡县，全国一个样，书同文车同轨，这个对社会的打压太狠，出手太重，二世而亡，也不可取。
怎么办呢？所以汉朝也搞了个“双轨制”。这个双轨制虽然只维持了差不多400年，但在中国历朝历代，也是仅次于周朝第二长命的王朝了。
你看，搞封建制的周朝和汉朝，都很长命，一个800年，一个400年。而第一个搞集权的秦朝，才14年寿命，那为什么中国后来的王朝，不搞封建制呢？
原因有两个，第一，没有皇帝能控制住直接统治的欲望。周天子的窝囊样儿，让人不寒而栗；第二，晋朝算是中国王朝的一个另类，它真心推行封建制，但很快就八王之乱，前后只维持了51年。所以自西晋以后，中国的皇帝们不再有摇摆，都是一心一意搞中央大一统，就是皇帝建一套官僚系统，对全国进行直接统治。
我们拿明朝举例。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立即命令全国搜集数据。各县造土地清册、做人口普查，上报中央，放在今天南京玄武湖中间的岛上。这个，叫黄册。
按说这没啥。但是朱元璋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朱元璋是苦出身，饿怕了。所以相比于钱，他更喜欢大米白面。这么一来呢，各地就得以实物缴税。用实物缴税，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比如广州的大米运到南京，需要走一路晒一路，不然就会发霉。但是一晒呢，份量就损失了。广州装船的时候是100斤，到南京后只剩93斤了，上哪儿说理去？
朱元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虽然他给地方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他对官员却非常抠门。工资发的不是钱，而是大米。米不够，就给官员发豆饼。有的时候豆饼还是发霉的，马都不吃。这你让官员怎么活呢？
而且就算发米吧，发得也不够。比方说县官升堂审案，旁边要站八个衙役负责喊“威武”喊“肃静”，还要负责拿板子打犯人屁股。这八个衙役，朝廷只肯负担两个，剩下六个要县官自己掏腰包。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八个衙役里只有两个在编，那六个都不在编，地方财政自己开支。可是，县官口袋里只有发霉的豆饼，他拿什么给不在编的那六个衙役开支呢？
没办法，县官只好做两个册子。黄册交中央，每年都不变。白册自己留着，记录下新增人口和新开垦的耕地，给县里弄个小金库。不然日子怎么过呢？
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不可避免。系统性作弊之后，大面积贪腐也就成了必然。明朝中后期虽然在政策上做了很多补救，甚至重用宦官，用东厂西厂收拾不听话的官员，但还是没能解决官员系统性贪腐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那些古代国家自上而下简化社会的冲动，总是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欧洲的封建制就像个减震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王对社会的伤害。但如果是单纯的古代王朝官僚体系呢？地方官员反而会利用政策的不合理，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从而成倍地加重了对那个社会的伤害。
官僚利用政策的不合理来谋取私利，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更直观一些。
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秘鲁要搞工业化。那就要买机器。买机器的钱哪儿来呢？秘鲁政府决定粮食统购统销，一块钱从农民手里买玉米，两块钱卖给城里居民。这个就是剪刀差嘛。如果农民挑着担子去城里摆摊卖一块五呢？那就是投机倒把罪抓起来判刑。
玉米有好坏之分，那就要分等。均价一块的话，那就是二等玉米1块，三等8毛，一等1块2。好！收粮官派到农村去了。因为他是唯一的买家，而且价格是锁定的。农民就拿钱行贿收粮官。“托雷斯老爷，大热的天，您还跑到乡下来，真是辛苦了，这是小的孝敬的茶钱”。这么着，三等玉米就被定为一等玉米，以1块2的价格，收到国库里去了。
但是，即使是三等定为一等，农民还是亏钱。因为市场价是1块5。怎么办呢？那就是孝敬的钱不停加，同时在三等玉米里不停地掺砂子……
秘鲁这场轰轰烈烈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最终结果，农民还是在黑市中，以1块5的价格出清了自己的玉米。那一届的秘鲁政府当然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它1块2买了一堆砂子。秘鲁的地方官员成了唯一的赢家。
那么在我看来，在过去的那些前现代国家里，允许一定程度封建制度的存在，遏制国王和皇帝们一统到底的冲动，是有利于王朝长治久安的。中国历朝历代，周和汉两个朝代最长命，这并非偶然。法国也是一样，路易十四打垮了地方贵族，实行中央集权，自诩“太阳王”，风光得不行。但是一百年之后，路易十六就走上了断头台。
好，到这儿咱们小结一下。
过去的国王和皇帝们都渴望实施直接统治，而避免受制于地方贵族。而地方贵族总是对此进行抵抗。
两方形成均势，则有利于王朝的稳定。如果是贵族赢了国王，那国家就没有了；而如果是国王赢了贵族，用一个官僚体系取代地方贵族的话，官僚会利用这种机会，上下其手，作弊自肥，从而加重了对社会的伤害。
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
前面说的是前现代社会，有国王和贵族的年代。那么，现代社会，没有贵族，连国王都没有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那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这么三个：
首先，能力上完全不一样。在暴力水平上，现代国家的政府与民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之前冷兵器时代，人民揭竿而起，用菜刀锄头和官兵干，还能互有胜负。到现在，用冷兵器时代的手段已经完全不可能打赢了。
另外，前面咱们提到过，孔子的时候，老百姓跑到有老虎出没的地方，政府的官差就不敢来了。《水浒》里，浪子燕青一声不吭，突然就跑掉了。这么大个人物，隐姓埋名，竟然就没有人能找得到他。搁今天试试呢？
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意思是说，在古代，因为统治者能力跟不上，总还有非国家空间存在。而在现代国家，这样的空间就没有了。
第二个区别，传统国家是有主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一个王国，是国王的财产。那么我在你地盘上种地，我在你地盘上卖豆腐，交税理所应当。这个关系梳理起来，就比较简单。而现代国家，主权在民，但是，大家都是民众中的一分子。于是，国家就有可能陷入了公地悲剧。
现在的首相、总统，只是个打工的，是伙计。以前的国王却是东家。身份不一样，立场也就不一样。相比之下，不少国王倒是会更注重王国的长远利益。而首相或者总统，好容易选上来了，也就能干四年，所以他就倾向于眼下，不太会注重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
最后一个区别，也是最要命的区别，就是，现代国家，可以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是什么呢？就是用理性代替上帝。启蒙运动之后，人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相信未来一定是进步的。这种意识形态，斯特科特意给取了个名字，叫“极端现代主义”。
极端现代主义邪乎到什么程度，我拿福楼拜来举例子。他说：“我们早晚有一天，能找到写小说的科学办法”。今天我们当笑话听。但是当时，人们痴迷科学进步，真的就到了这样的程度。
古代的国王，他强推官僚政府是为了实现直接统治，为了利益。万一过分了他会停手。但是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出现的现代的治理者更相信理念，相信科学，相信进步。对他们来说，值得追求的是未来。那么，现实世界就不重要了，甚至不真实了。也就是说，相比于以前的国王，现代社会的治理者们，反而有可能特别“豁得出去”。
因为现代治理者坚信自己的理念不会错，所以他们惹了祸之后反而会迁怒受害者，进而变本加厉。
这方面，斯科特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连世界银行都支持的坦桑尼亚的乌贾玛，也就是村庄化运动。
这个乌贾玛真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折腾。坦桑尼亚政府承诺为农民提供干净的水、免费的小学教育，和荒年的救济，强制超过70％的人口，在三年内迁入政府指定的新农村。为了防止村民偷偷跑回以前的村子，每搬迁一个村子，政府官员都会把以前的村子烧掉。
破釜沉舟之后，效果怎么样呢？两年后，坦桑尼亚政府就不得不花12亿先令进口粮食。这笔钱，够给每个坦桑尼亚家庭购买一头牛。
连着三天，咱们讲了《国家的视角》这本书，最后，敲黑板再总结一下重点哈。
第一， 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的。在古代，国王为了实现有效统治，他总是倾向于把社会简单化，统一化。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第二， 古代社会，如果地方上有贵族，贵族会抵抗，从而会减缓国王对社会的伤害。但是国王甩开贵族，用一套官僚体系来实现统治呢，官僚往往会利用国王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上下其手，作弊自肥。有时候他们反而会加重国王对社会的伤害。
启蒙运动之后，全世界纷纷建立起人民主权国家，国王和贵族下台了，改由知识精英来统治。但是知识精英们很自大。他们坚信自己的理念是科学的，是能让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这么着，他们对现实社会就不太在乎。
好，我是顾衡。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就介绍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作者：【日】西嶋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