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顾衡。这一期咱们继续介绍斯特科的《国家的视角》。
昨天咱们说了，古代的国王有两个强烈的愿望，一个是让他的老百姓都一堆儿一堆儿的住在一起，别跑来跑去的，方便他收税；二是他希望能越过中间的贵族，掌握老百姓的信息，以便实现直接统治。
这个问题，咱们也并不陌生。多年前，黄仁宇就写了《十六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与财政》，分析了中国无法实现数字化管理的原因，痛心疾首的。斯科特这本书的意思等于是在说：黄先生您别难过了。不光是你们中国古代，我们欧洲也一样。而且，前现代的欧洲真的实现了数字化管理之后，反而更糟、更可怕。
数字化管理是好事情呀！为什么斯科特认为西方前现代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反而更糟糕了呢？
斯科特说，所谓数字化管理，其实就是对社会的一次重构。人口、各种事物一定要被重新分类定义。除非经过巨大的抽象和简化，否则就没有办法描述任何现实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忽略大量的非结构性数据，你才能做出一张excel表格。
这个表格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斯科特总结了这么五条：
- 它们只搜集了国家感兴趣的事实（征兵、征税、政治控制）
- 它们是成文的，或者数字的
- 它们是静态的
- 它们是被格式化的
- 它们将个体进行了分类
“科学管理森林”为什么失败
斯科特举的第一个例子，是18世纪普鲁士王国的森林。
现实的森林很复杂，各种树都有，乔木下面还有灌木、草、花、地衣、苔藓，与各种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一起，为森林提供了动态的、多元的生态环境。周围的居民也可以去森林中捡柴禾和采蘑菇。
但是，普鲁士国王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只有一个：我的这片森林，每年能给我带来多少收入。
那么对于国王任命的林业官员来说，森林所有其他的参数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参数：每年能为国王提供多少立方米的木材。就这样，复杂的、现实的森林被处理成了简单的、抽象的森林。
也就是说，这里不仅仅是个能力问题，更是个目标导向的问题。鸟类还有没有合适的树做窝，周围居民还能不能采到蘑菇，国王的林业官员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这是科学林业的前提和基础。
于是，所谓的科学林业，首先就是清除灌木，便于日后的伐木作业；其次，伐一棵，就补种一棵挪威云杉，因为挪威云杉材质坚硬，价格高，生长速度还快。最后，补种的时候，要按规划种成排，树间距不是由树木的特性来决定，而是由伐木机械所需要的作业半径来决定的。
这么着，原生林被伐了一遍之后，普鲁士的森林全部被替换成挪威云杉，整整齐齐的，像士兵列队。灌木被定期清理，倒下的枯树也会及时拉走。整个森林里干干净净的。普鲁士的林业官员还用各种办法来测量不同树龄的树的体积，从而可以预测每年木材的产量，定期向国王报告。
总之，普鲁士国王的森林，和别的国王的森林不一样。普鲁士国王可以清晰地知道，他的森林里有多少棵明年就能砍伐的云杉，能生产出多少立方米的木材，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这让其他国家都羡慕不已，觉得这样的“科学”真好，纷纷效仿。
因为树木的生长周期很长，等到危害被发现之后，大错已经铸成。
单一树种的次生林，导致树种退化、土壤贫瘠、病虫害失控……即使不考虑消失的动植物，和捡不到蘑菇的周边居民，单说国王的木材收入，也急剧下降了。不论是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审美价值，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衡量，德国所谓的“科学林业”都是一场灾难。
科学管理森林的失败，并没有阻止普鲁士国王们继续简化经济、简化社会的冲动。
原因很简单：对于国王来说，一个复杂得无法统治的社会，对他不仅是无用的，甚至还是危险的。所以，即使简化会伤害社会，那又怎么样呢？对于国王来说，可以控制、可以实施有效统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斯特科这本书的书名——《国家的视角》——就是这个意思。
数字化管理的方式与结果
为了追求简单化、清晰化的目标，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强推均质化。也就是咱们中国人熟悉的“书同文、车同轨、话同音”。所有地方上的特殊性，在古代皇帝看来都是讨厌的东西。如果全国所有的县，面积也一样，形状也一样，人口也一样，甚至县城的布局也都一样，那该多好呢！这，是历朝历代皇帝的想法。
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就真提过这样的主张，就是用正方形划块块，让每个县形状都一样，大小都一样。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里，每一个城市也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好处是”，托马斯·莫尔说，“一个人只要知道一个城市，就了解了所有的城市。除了自然位置不同以外，其他方面全都一样”。
国家简单化、均质化的诉求，与地方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这个古今中外都一样，都普遍存在。雄霸一方的贵族只要能力允许，总是要保护地方的特殊性。这涉及到他重要的个人利益。什么个人利益呢？斯科特举的例子是度量衡。
在18世纪之前，法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平常做生意，全靠买家卖家身体的数据。比如卖绳子，就是卖家把绳子在虎口和胳膊肘之间缠绕，绕一圈一毛，绕十圈一块。那人胳膊有长有短呢？这个就不管了，差不多得了。
大斗进、小斗出。咱们中国的地主是这样，法国的贵族也一样。农民对这个恨得不行。盼望国家能出台一个标准的度量衡，免得受贵族欺负。
但是即便有个标准的度量衡，比如在石头上挖个洞，容积等于一蒲式耳，再把这块石头搬到教堂门口，以示“上帝见证的公平”，也还是不解决问题，贵族还是有很多办法来欺负农民。
比如他借给农民小麦的时候，从腰部往石洞里倒，这样就比较虚，小麦之间的空隙就大。到了农民还的时候呢，他要求把麦子举到肩膀上往里面倒。另外，小麦倒满了之后要把表面弄平。怎么弄平呢？借出去的时候，贵族用一把尺把表面刮平。让农民还的时候，他改用小碾子压平了。这一虚一实，可就差得不老少。
到这儿，咱们总结一下：对于古代的皇帝和国王来说，他有强烈的愿望对臣民实施直接统治。
拿周天子来说，实施直接统治的王畿，得到的是真金白银；实施间接统治的封建制，只能得到礼仪性的朝贡，比如用来过滤酒渣的包茅。区别大了去了。
那么为了达到直接统治的目的，国家就要通过人口普查、颁布标准度量衡、制作地图、制定统一的法律，等等一系列手段，来实现王国的简单化、清晰化和均质化。
这个过程，对复杂、多元和有机的社会，总是一种伤害，也是对掌握地方的贵族权力的剥夺。所以，国王的这个努力总是遇到来自地方贵族的抵抗，从而缓解了国家对社会的伤害。
但是中国和欧洲又不一样。中国从秦朝就建立起了中央集权政体，取消了地方自治，由官僚体系对全国进行统一管理。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政治上的早熟。这个早熟的政治体制，与欧洲封建制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另外，进入20世纪之后，国王没有了，全球纷纷建立起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这时候，国家的视角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好！我是顾衡，明天下一期接着聊。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下一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