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顾衡。
本周我给您带来的是保罗·莫兰的《人口浪潮》。人口问题，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同时，如何去处理人口问题，也会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今天，还是老规矩，在具体介绍这本书之前，咱们就先来讨论一下：生孩子跟国家有什么关系？
人多为什么重要
人口，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一个焦点问题，因为它不仅决定了王朝兴替，也是评判帝王功过的核心指标。亚当·斯密就说过：“国家繁荣最具决定性的标志，就是居民数量的增加。”我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也是如此。人口增长，皇帝就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人口减少，皇帝就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就要发罪己诏做检讨。
中国历朝历代用人口来衡量统治的好坏，一是来自于经济上的考量。古代的税赋中，人头税，也就是丁税，一直就是大头。人多，征税就多，国家就强大。
二是，古代皇帝一直以天子自居。贵为天子，他的道德责任或义务，就是所谓遵天命。古人认为的天命怎么体现呢？当然就是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就是女人在家里烙煎饼、奶孩子，大葱和小麦在地里茁壮成长。
人口，在外国也是决定王朝成败兴衰的关键因素。比如古罗马，就是因为人口增长跟不上疆域扩大的步伐，长年征战不休，兵员得不到补充，不得不允许蛮族战士加入罗马军团，效果等于开门揖盗，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雅典也存在同样的人力资源问题。公元前499年，波斯大军入侵，雅典联合了一半以上的希腊城邦，大大小小超过200个，成立了提洛联盟。大家凑份子，拿钱出来一起反抗波斯侵略者。但是把波斯人打跑之后，雅典人却起了贪心，把存在提洛岛的钱搬回雅典，大兴土木，号称要建全希腊最好的学校，要求昔日的战友们称臣纳贡，不服从的就屠城，就把人家老婆孩子当奴隶卖掉。
但是雅典人太少了。当200个昔日战友纷纷背叛雅典，投靠斯巴达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就胜负已定了。输，对于雅典来说，只是个早晚问题。
不过，要说史上因为人口问题而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造成最大影响的，那既不是光荣的雅典，也不是伟大的罗马，而是斯巴达。
斯巴达先后征服了拉哥尼亚和迈锡尼王国。迈锡尼王国还是它的同祖同宗，都属于多利亚人。在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和斯巴达国王不仅是亲兄弟，还娶了一对姐妹，做了连襟，是标准的亲上加亲。后来，弟媳妇海伦被帕里斯拐走，兄弟俩又并肩作战，打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才又把弟媳妇抢回来。
有着这样的血缘关系，有着这样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斯巴达人还要把迈锡尼人当奴隶，这就很不明智。因为你没法让迈锡尼人在精神上臣服你，更何况人家人还多。在斯巴达，奴隶人口最高时达到斯巴达公民人数的15倍。在冷兵器时代，这是个要命的比例。这让斯巴达人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中。
斯巴达应对的办法除了全民皆兵，成年男子必须统一住在军营里，难得回家外，另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孩子一出生就属于城邦，是未来的战士。
在斯巴达，对孩子迫切的渴望，导致了斯巴达人古怪的婚姻观。其他地方都是“朋友妻，不可戏”。但是在斯巴达，表达对朋友妻的爱慕却被认为是恭维而不是冒犯。这种事情就算真的发生了，大家也都不以为意。孩子只要是斯巴达城邦的血统就行。至于具体是哪个男人的，这就不那么重要了。
斯巴达这个把媳妇当共享单车的习俗，除了出于恐惧而渴望孩子这个现实原因之外，还有观念的影响。
那时候的人也讲究优生优育，但是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呢？那就得多个父亲一起合作。三个男人合作能搬起一块更大的石头，那三个男人一起当父亲呢，那他们的孩子力气也会更大。
希腊神话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宙斯、波塞冬和赫尔墨斯三位大神闲逛，在底比斯遇到了一个叫海尔瑞斯的老头，老人家虽然一贫如洗，却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三位大神出于感谢，说可以满足老人一个愿望。海尔瑞斯就说了，想要个儿子。于是，这三位神找了张生牛皮，一起射精在上面，把牛皮包起来埋在地里。
九个月后，从地里蹦出个男孩儿。他就是全希腊力气最大的俄里翁。电影《超人》开头，超人的亮相就借鉴了这个神话情节。区别只在于在《超人》中，小孩儿是从天上飞来的，俄里翁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斯巴达的这个婚姻观，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专门为斯巴达人设计了一个角色，叫护卫者。这个护卫者，既承担了保卫城邦的责任，也负责政令的执行。有点儿像咱们国家先秦时期的“士”。
柏拉图说“护卫者”既然负责公共事务，就必须要杜绝私心。那一个人怎么才能没有私心呢？古今中外，就是两个办法，第一不许有私人财产，第二不许有孩子。
咱们五代十国的时候，南汉后主刘鋹也考虑过怎么杜绝当官的有私心的问题。他的办法是：当官的必须阉掉。文武百官，总共阉了两万多人。但效果却非常不好。没几年，他就被赵匡胤灭了。看来刘鋹的办法不行。
柏拉图的办法就不一样。他允许护卫者有孩子，但不能让父母识认出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护卫者阶层是共享妻子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抱走，由所有哺乳期的妇女集体喂养。这么一来，不仅爸爸是谁搞不清楚了，连亲妈是谁也没人知道了。
“公共丈夫”和“公共父亲”
柏拉图的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就是：一个孩子，是向下属于父母，还是向上属于城邦？这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果。咱们拿时间上差不多的秦国商鞅变法和斯巴达来做个比较：
中国的战国时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树状的、一层一层的宗族结构。国君作为树干，可以号令自己的兄弟、叔叔之类的主要分枝，但是国君不能向分枝的分枝直接发出指令。举例来说，就是他可以向弟弟发出指令，但没法直接下命令给他弟弟的家臣。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打破宗族，成立一夫一妻小家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组织扁平化呗。他颁布法律规定：家里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却不分家的，人头税按五倍征收。
把宗族结构拆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国王把他的国民分为两等，第一等是成年男子，国王和他直接立约，然后国王把妇女和儿童作为第二等国民，“委托”给成年男性统治。就这样，秦国实现了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逐渐转变，消灭六国，实现了统一。
从秦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都大致延续了秦制，就是把打压豪族，扶持小家庭作为基本国策。这样的国家，像个“丈夫俱乐部”。就是丈夫们向国家效忠，而作为回报，国家为所有的丈夫出头，支持他们在家里对老婆孩子的绝对权威。这样的国家，被称为“公共丈夫”。
而斯巴达，因为城邦太渴望孩子了，所以它是轻家庭而重孩子的。在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很高，人们也并不看重女性的贞操。也就是说，只要孩子是斯巴达血统就行，至于具体是哪个男人的，那并不重要。男人的重要性被削弱后，由城邦为孩子提供统一的教育和抚养。这样的国家，就像所有孩子的父亲，所以被称为“公共父亲”。
公共丈夫型的国家，会倾向于孩子属于父母，国家就不应该管，或者少管；而公共父亲型的国家，会倾向于孩子属于国家。如果有妇女儿童受虐待了，国家就会积极介入，越过丈夫，直接为妇女儿童提供保护和帮助。
追溯历史源头，在人口策略上，也存在这两种不同策略的分歧。比如想让国民多生孩子。公共丈夫型国家会倾向于帮男人，也就是给一家之主的男人减税，让他有钱多买奶粉；而公共父亲型国家倾向于越过男人，直接向妈妈和孩子提供补贴。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也会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影响。
今天我们简单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口问题决定了古代王朝的兴衰——历史上疆域扩大过于迅速的王朝，往往因为人口增速跟不上而崩盘。除了雅典和古罗马，莫兰在《人口浪潮》中说，大英帝国曾经不可一世，号称日不落帝国。也是因为人口跟不上，沦为二流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古代社会有公共丈夫和公共父亲两种类型的策略，因而造成了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
好，我是顾衡。明天，我们回到正题，说说保罗·莫兰在《人口浪潮》里都说了些什么。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