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科学人物课：冯·诺伊曼》，我是卓克。
一个历史功底雄厚，又善于计算博弈问题的精明犹太科学家，对使用核武器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等同于问冯·诺伊曼对使用核武器是什么态度。答案就是，毫不犹豫的用核武器打击对手，坚决反对绥靖政策。
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冯·诺伊曼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的来源。
原子弹诞生前的理论突破
核武器的诞生，其实来自于一连串的物理学突破：
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证明了中子的存在，3年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2年同年，考克克劳福特（Cockcroft）和沃尔顿（Walton）使用质子轰击锂，完成了第一次人工核反应。
1934年，物理学家西拉德（Szilard），也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和冯·诺伊曼一同就读于路德中学的同学，受到人工核反应的启发，提出了由中子诱发的链式反应。
1939年1月，德国化学家哈恩（Otto Hahn）和物理学家斯特拉斯曼（Friedrich Strassmann）详细研究了铀原子核裂变的现象。
1939年9月，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在哈恩的研究基础上指出，同位素铀235是最合适发生由中子引起的链式反应的。
到了玻尔这一步，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原理已经齐备了，不过一些物理学家还没有反应过来。
比如，苏联物理学家伽莫夫（George Gamow）就给后来的“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打电话说：“玻尔是不是已经疯了？他居然说中子可以分裂铀。”泰勒听完这个说法，马上联想起了最近一系列让自己费解的实验，那些实验是由费米（Enrico Fermi）做的，结果他突然明白，人类是可以释放原子核内的能量的。
而费米更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刻，就用手比划了一个足球给办公室的同事们，然后说：“像这么大一个原子炸弹，就足可以让整个纽约灰飞烟灭。”
曼哈顿计划与原子弹的诞生
很多最早听说链式反应的物理学家，马上就意识到了它的战争价值。
刚刚，我梳理过原子弹之前的物理学成就，其中第四步进展是由德国科学家完成的。所以想让德国人对原子武器的价值一无所知，是不可能的。欧洲科学家中，反应最快的是3个人——西拉德、维格纳和泰勒。三个人都是冯·诺伊曼在路德中学的同学，他们连同冯·诺伊曼被称为是“匈牙利帮”。
对于核打击，“匈牙利帮”是持积极主动态度的。于是这3个人一起去拜见爱因斯坦，目的只有一个——自己人微言轻，而爱因斯坦德高望重，所以想请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写一封信，让他务必赶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
爱因斯坦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写信催促罗斯福总统。但是，这封信竟然被一个平庸的家伙当作绝密文件锁在了保险柜里。直到英国战争委员会以官方身份提醒美国重视研究原子弹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出来。这时候，已经2年过去了。
冯·诺伊曼作为高等研究院的杰出代表，马上就同意参加原子弹的研发工作。
其实，就在军方找冯·诺伊曼之前，关于是否要研发核武器摧毁敌方，科学界就已经出现了分歧。你想，高等研究院最闪闪发亮的明星是爱因斯坦，连冯·诺伊曼都找了，还能不找他吗？确实也找了，但是爱因斯坦婉拒了。
1942年底，原子弹计划破土动工，由奥本海默领导研发上的全部工作。在外界看来，当时美国几十位杰出的物理学家都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其实，他们都秘密的到了沙漠边缘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参与原子弹的研究。
对待核武器的不同态度
可一旦战争结束，不同的态度马上就又显现了出来。爱因斯坦发表文章说：
“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把它递到了另一个疯子手里。”
凭良心说，爱因斯坦这话有点假。因为导致美国决定先把原子弹制造出来的，是英国官方的催促。他的那封信被封存了2年，压根没被重视，而且他全程也没有参与过原子弹的研发。
但领导原子弹研发的奥本海默的忏悔就不一样了，他在其中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1945年10月25日，杜鲁门总统接见这位美国国家英雄。刚寒暄完，奥本海默就坦言：“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杜鲁门说：“血在我手上，让我操心这些事儿吧。”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据说后来杜鲁门告诉国务卿，今后再也别让他见到这个家伙。
其实，奥本海默的忏悔并不是个例，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大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有负罪感。有些人早早患上了癌症，临去世的时候还觉得这是他们的报应。
但冯·诺伊曼和这些人都不一样，他的态度是——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垄断核武器的使用权。科学技术是中立的，怎么使用和控制不是科学家决定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意志，所以科学家不应该有什么负罪感，那样自责就太高估自己了。
他甚至还评论说：“这些人只是表面装出来的负罪感，因为这样做他们可以收获更多的信任。”在接受LIFE采访的时候，冯·诺伊曼还这样回答过：“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明天不用原子弹轰炸他们，我要问为什么不是今天就去呢？如果你说今天5点就去轰炸，那我要问你为什么不是今天1点钟就去呢？”
和冯·诺伊曼持相同意见的人不多，除了匈牙利帮的几个人外，就只有数学家罗素了。这些激进的战争支持者在战争结束后第四年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苏联也引爆了他们的原子弹，而且技术还是从曼哈顿计划中偷来的。
于是，马上研制一个比原子弹更具威慑力的武器就成了重要任务。冯·诺伊曼、泰勒、乌拉姆、西拉德这些人经过5年努力，终于在1954年3月1日，成功的在比基尼岛上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威力是第一颗原子弹的500倍。
原因一：思维惯性
可能很多人想不通，冯·诺伊曼这么一个胖墩墩的老好人，任何时候都避免和人发生无意义冲突的精明科学家，为什么在涉及人伦道德的问题上会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而且还毫不掩饰呢？
有一种解释有些道理，那就是他的逻辑思维惯性。
别忘了，冯·诺伊曼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他和数理逻辑学家罗素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高度吻合，并不是偶然。他们都可以做到完全剥离情感因素，运用纯粹理性做出这样的判断——世界上没法共存两个超级大国，先发制人、彻底摧毁对手是这场战争的最优解。
罗素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就很好的解释了这个判断过程：“对于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我已经提出的理由就像数学证明一样明白无误，不可避免。”
我们确实可以这样理解他们：人的大脑在做决策前，负责传递情绪冲动的边缘神经系统和负责做理性判断的前额叶，都在为最终的结果投票。至于哪一方能赢，就要看这是一颗怎样的大脑。
由于这几十年来，他们两人的大脑一直在做严谨的逻辑分析，前额叶得到了空前的高强度训练，所以就会在决策投票中占了优势。别看这个决定客观上会造成大量死亡，但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人。他们可以清晰地把握这一点，而不受情绪的影响。
原因二：对战争的痛恨
这个说法当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但它解释不了一个现象：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其他科学家，在理性判断上的能力也都是万里挑一的水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的判断呢？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冯·诺伊曼本人身上寻找原因。
其实答案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苏联对匈牙利的占领，深深刺痛了冯·诺伊曼的心。“为什么不是1点轰炸，而要等到5点才轰炸”的判断，显然不只是前额叶理性的投票，更是大脑边缘系统情绪冲动的投票。
听完前面几讲的内容，你脑子里的冯·诺伊曼应该是一个灵活变通、智商情商超群的人，好像从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挫败，也从不表露自己的情绪冲动。确实，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心里没有柔软的东西。
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不怀念欧洲，因为每一个熟悉的角落都让我想起那时候的世界、那时候的社会、童年时激动人心又模糊的愿望，以及这些不能带来安慰的废墟。我不喜欢欧洲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不愿意回忆起1933-1938年9月间，留下的关于人类尊严幻灭的所有记忆。”
他的女儿对这段话有个评论，她说：“欧洲的这段历史给父亲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他表面上谈笑甚欢，下面却隐藏着颇为玩世不恭、悲观厌世的世界观。”
要不是他女儿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估计谁也不知道冯·诺伊曼在二战开打以后对世界是如此的失望，以至于到了厌世的地步。
再结合他在二战开打前的生活安排，还真能联系起来。
冯·诺伊曼比所有的欧洲科学家都更早来到美国，有高工资和优越的待遇，按说就踏踏实实移民美国吧？不，他从移居到美国起，每年仍然保持着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欧洲游学、演讲、度假。直到最后匈牙利进入战争状态，再也不能回去为止。
想来，20世纪20年代多样性那么丰富的布达佩斯、哥廷根、阿姆斯特丹、柏林，一定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加上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超强的记忆力，这些美好的感觉在他心中一定是有倍增效果的。在精通欧洲史的情感基础上，如果沉浸在1938年之前的欧洲，那不知道会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体验、多么强烈的幸福感。而二战和战后苏联的占领，不但从现实世界里摧毁了一切，也从历史上制造了不可挽回的割裂。
所以，冯·诺伊曼这种激进的主战态度，既是他理性的判断，更是他情感上的“恨”所共同决策出来的。他和普通人一样有情绪冲动，只不过埋藏得有点深，表现得很隐晦而已。
卓克
下节预告
除了帮助军方研制核武器，冯·诺伊曼一生中还担任过很多机构的顾问，帮这些机构解决它们的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难题。下一讲，我就给你讲讲冯·诺依曼另外一个重要身份——超级顾问。
我是卓克，咱们下一讲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