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科学人物课：冯·诺伊曼》，我是卓克。
如果抛开学术部分去看冯·诺伊曼，他和其他伟大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那种灵活变通、八面玲珑的性格。单纯从做事风格上看，甚至可以说，他就像是一个政商界的老油条。
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冯·诺伊曼身上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天才的典型形象
一个天才人物，最容易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来自别人的嫉恨了。有的时候是因为天才闪闪发亮，一些内心自卑的人会不经意间生出嫉妒；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天才本身狂傲自大，谁也看不上，和人交流的时候把人得罪了。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几个科学圈的例子：
比如加州理工大学的盖尔曼，又被称为“夸克之父”，如果他听到演讲者讲的东西不重要或者仅仅是没意思的话，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一份报纸开始看。因为他是诺奖得主，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往往就坐在第一排，所以这么搞就让演讲者很下不来台。这就是一种学术能力加智力水平的双重鄙视。
当然，盖尔曼已经是功成名就了，被鄙视的年轻人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但客观上说，这样的做法是会让人看不惯的。
还有像物理学家泡利，如果他听到了不认同的观点，会在第二秒马上站起来开怼。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曾经因为在爱因斯坦的演讲上听到了不同的观点，从最后一排站起来，用连珠炮似的问题让爱因斯坦听得汗都下来了。
这么不留情面的做法差不多都是针对敌人才会用的。那爱因斯坦在泡利心中是老顽固和学阀吗？当然不是。泡利曾经把爱因斯坦比喻成物理学界的国王，把他自己比喻成国王的长子。但对这样一个自己非常敬重的科学家，泡利也是一言不合就大动干戈。
事实上，泡利也曾经用同样粗鲁的方式对待过比他小20多岁的杨振宁。在杨振宁的一次演讲中，泡利连续打断了他好几次，到最后杨振宁甚至已经讲不下去了。幸好有奥本海默圆场，最后才勉强讲完。
实际上，那次暴跳如雷的泡利确实是抓住了杨振宁理论上的缺陷。但一个对自己的自信有所克制的人，就算是当场提意见，也不会把一场演讲弄到几乎要黄了的地步。
灵活变通的冯·诺伊曼
说完这些，如果我们再对比看冯·诺伊曼是如何对待枯燥乏味的演讲的，你就会发现他的情商有多高。
当冯·诺伊曼听到一个乏味的演讲时，不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表现出丝毫能被人察觉到的不满意。相反，他会开始在脑中计算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并且在思考的同时用手遮着嘴、微微皱眉，眼睛望向演讲人的方向。看上去好像是对演讲者的内容若有所思，其实思绪早就不在这里了。
有一次演讲，台上的教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后来在问答环节，很多同行都针对这个错误一直追问，结果竟然被这个教授糊弄过去了。晚上聚餐时冯·诺伊曼说，只需要问这个教授3个问题，他的整个发现就会土崩瓦解。别人听了就很好奇，你当时怎么不问呢？冯·诺伊曼说，让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下不来台不是太不好了吗？反正你们和他自己都知道其中有错误。
恃才傲物是天才主动发起的攻击，可如果是别人向天才发难，尤其是在学术上发难，怎么办呢？有人说，当然是反击回去，让对方哑口无言。但冯·诺伊曼也不是这样做的。
当他在表达一个观点或者陈述一个理论的时候，如果对方反对并且表现出激动的情绪，冯·诺伊曼马上就不在这个问题上和对方讨论了，而是会用几个和刚刚讨论的内容有关的黄段子过渡一下，气氛马上就缓解了。
过于锋芒毕露，就会招致小人的打击报复。比如刚才说的在泡利发难时帮杨振宁打圆场的奥本海默，他本人就是一个恃才傲物的典型，前半辈子得罪的人太多，以至于战后被人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陷害得很惨。
而冯·诺伊曼和周围的很多人都相处得特别好，完全没有陷入到这些麻烦之中。
他这种能力不是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学会的。其实从孩子的时候起，他就明白这一点。
上学时，当一个难题出现，在同学们都没算出来而只有他算出来的时候，他也不会着急忙慌地炫耀，知道解法又能怎样呢，他只会笑眯眯地看着大家而已。
这种变通和灵活，在他选择工作上也是如此。
1929年，冯·诺伊曼面临就业问题。实际上以学术水平看，他早就超过不知道多少教授了，但却只能以无薪讲师的身份边教课边等待空缺出来的教职。
难道不能去其他国家吗？可以，但欧洲其他国家情况也大都类似。当时，只有美国大学的教授职位有空缺。但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并不是世界科学中心，属于二流人才才会去的地方。
冯·诺伊曼当时调查了一下，德国在3年内大约会空出3个教职，但现在至少有40个无薪讲师等着竞争。所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发来offer，他马上就同意了。到了美国，他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务实，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的文化，就干脆把名字“雅诺斯”改成了“约翰”，但为了标榜自己家曾经的贵族身份，冯（von）姓还特地保留着。
当时欧洲很多著名的科学家犹犹豫豫，不愿意去美国，和冯·诺伊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如外尔（Hermann Weyl）这位著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打算在自己退休后让他接班，所以他就一直舍不得彻底离开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答应给他一笔巨额收入，他的态度才松动了。但刚刚接受了offer后又反悔了，还是想留在哥廷根。但刚把offer拒掉，希特勒就在竞选中胜利了。他一看形势不好，又求着高等研究院重新聘用他。
而冯·诺伊曼不是这样。他早早就看出欧洲形势不妙，在1929年就离开了，属于最早一批逃离欧洲前往美国的科学家。这个时期，美国大学教职多，资金也充裕，所以他的待遇一直很好。而很多开战后才逃亡美国的欧洲科学家，就轮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了。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很多人可能会说，听你这么一讲，冯·诺伊曼不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谁都不得罪，既圆滑又会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对大局做判断，甚至对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什么留恋。
其实不是的。
他不和人争吵的根源是，争吵并不会改变那些人的观点，而只会徒增矛盾。所谓“不和傻子吵架”就是这个道理。
而改名字，也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民族认同的冷漠。
其实像东欧这样文化交汇处的人，并不会觉得“雅诺斯”和“约翰”有什么本质区别。“约翰”这个名字来自于古老的希伯来文，在匈牙利语中是雅诺斯（János），在英语中就是约翰（John），在德语中是约翰尼斯（Johannes），在意大利语中是乔万尼（Giovanni），在西班牙语中是胡安（Juan）。这就有点像我们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差异那样。
但是，在那些通过圆滑无法解决矛盾的场合，冯·诺伊曼会挺身而出。但这种挺身而出并不是硬扛，而是利用一切技巧获胜。
比如，我前面已经举过的一个例子：当年ENIAC团队的工程师计划把计算机的各种设计注册专利，好发展自己的创业公司。冯·诺伊曼觉得这种方法非但不能让他们的创业公司成功，反而会导致计算机技术发展变慢，所以就使出了一个杀招——和这2位工程师的领导联手，把设计思路写成了一份101页的报告公布了出去，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竞争。
这可是实实在在得罪人了，甚至可以说是断人财路，但冯·诺伊曼不这么认为。因为当时所有的好想法都会在几年后变得面目全非，它们真的不值钱，凭借这些支撑不了一个公司的创生和发展。可提前注册专利、设置门槛，却会妨碍别人对计算机技术的研究。所以，既然和他们对抗才是全局最优解，那就正面对抗。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个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冯·诺伊曼简直就像一个精明的犹太商人。
那是在冯·诺伊曼为氢弹项目做顾问的时候，遇到了计算机性能上的瓶颈。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国家经费不可能像从前那么多了。
他想制造更好的计算机只能和高等研究院说，但院长艾德洛特委婉的提出了几个困难：第一，这里常年以来就只是思想的乐土，而不是搞什么大型实验、制造大规模设备的地方；第二，一年10万美元、总共30万美元的研发预算，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冯·诺伊曼听出了拒绝之意，没有再做任何解释就感谢了院长大人。结果他转身就写了五封信，分别是给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和IBM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去你们那里工作。每个单位收到来信都欣喜若狂，马上和冯·诺伊曼联系，商量细节，然后都发来了年薪不低的offer。
接着，冯·诺伊曼把哈佛的offer给芝加哥大学看，把芝加哥大学的offer给IBM看，再把IBM的offer给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看。5个机构为了争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轮番加价，最后哈佛大学出价最高。然后，冯·诺伊曼拿着最后这个经过轮番抬价已经高得不得了的offer给同事们看，意思是说，我要离职了，真舍不得和你们一起奋斗的日子啊。
这些教授们一听冯·诺伊曼要走，这是高等研究院的巨大损失，于是一起给院长写联名信挽留。最后，院长拿冯·诺伊曼实在没辙，只能说：好吧，你去造你心中的那台计算机，我给你找钱去。
在这些冯·诺依曼挺身而出的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明的侠客，不会浪费体力和人鏖战，更不会胡乱牺牲自己，只在最关键的时候仗剑当空，一击致命。
而这些沟通中的高级技巧和“阴谋诡计”是冯·诺伊曼独有的，更是很多死脑筋的学者应该补足的。
卓克
下节预告
和顾及他人感受的特点相对，冯·诺伊曼却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主张毫不犹豫的用核武器打击敌人。为什么他会呈现出这么矛盾的态度呢？下一讲，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个问题。
我是卓克，咱们下一讲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