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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谈谈苏轼在定州时期最重要的两封奏折，合称《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虽然是两封，但讲的是同一件事，内容很有实干精神，也提出了一个在大一统帝国里非常重要的问题。

上一讲说过，定州在今天的河北省，再往北就是辽国了。北宋自从澶渊之盟以来，和辽国相安无事几十年。宋辽边界只有小摩擦，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苏轼做了不少情报工作，发现近年来定州遇到的侵犯并不是辽国存心挑衅，而是另有缘故。

辽国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在强盛时期征服了北方的其他部族。但辽国的控制力显然衰弱了，曾经被征服的鞑靼、术保诸部开始反叛。辽国被搞得焦头烂额，忙着到处调兵镇压。叛军的小股部队，或者被政府军打散的残兵败将，有时候就会流窜到宋朝的定州境内，干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在古代的政治格局里，谁也不想看到邻国强大，都怕邻国一强大就会欺负自己。所以，一旦邻国有了乱子，自己难免幸灾乐祸。

苏轼也有这个想法，认为辽国现在乱成这样，对宋朝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他也看出了这件好事背后的隐患，那就是当辽国没有能力收拾乱局的时候，不但那些叛军会骚扰宋朝边境，就连很多本属安善良民的辽国百姓，也会因为受不了政府的折腾，开始聚众作乱。

这些辽国乱民，将来也一定会威胁到宋朝的安宁。

所以，邻国强大了虽然不好，但弱小了竟然也很不好。定州正在面临与即将面临的，看来是后一种的不好。

按说这种零零星星的小规模骚扰，宋朝的边防军应该完全可以轻松应对。但是，毕竟宋辽边境和平了几十年，在定州驻防的北宋禁军的生存状态已经充分而生动地说明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千军万马在缺乏外部压力的状态下变成了一群废物，不但连几十人规模、不成建制的敌人都打不过，反而尽给当地人民添乱。

人人都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但养兵不能养起来就算，还必须在太平年景里不断磨炼军事技能，让军队时刻保持最佳战斗力，以备不时之需。

苏轼发现，定州禁军不但早就没有了战斗意志，就连基本体能都跟不上了，搞一次短途行军就能累垮一大群人。

解决方案貌似不言而喻：只要严加训练也就是了。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苏轼考虑到，一旦大规模操练起来，消息一定隐瞒不住，辽国那边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宋朝想要开战。所以，这种没事找事的动作决不能搞。兵当然要练，但必须低调，慢慢来。

接下来就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就算假以时日，真的把兵练好，战斗力又能保持多久呢？也许地方官一换人就人亡政息了。而且，禁军的战斗意志始终不高，这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第二，虽然宋辽和平相处，但辽国人毕竟是草原民族，时不时还是会发生小规模的骚扰事件，跨越国境抢劫宋朝村镇，一旦近期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以定州禁军当下的战斗力，根本防御不住。

解决方案只有一个：保卫家园，必须依靠当地人。

这就需要说说禁军的战斗意志为什么始终不高了。

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常识，那就是古代人的国家观念远不如现代人，很多古代老百姓甚至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他们的精神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乡土意识。

禁军的兵源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到边疆打仗，与其说是保家卫国，不如说是吃粮当差。

如果战局有利，那么人人都能奋勇当先，为的是立功受赏，狠赚一笔，而一旦战局稍有不利，逃命才是头等大事。

就算长时间不打仗，他们在边疆驻扎得越久，当然就越想家，天天恨不得找机会开小差。

通观历史，保家之战最容易激发人的战斗意志，毕竟老百姓就算对天下国家再没概念，再怎么想得开，但祖坟总不能让人占了。而且，身边的战友不是亲戚就是街坊邻居，谁要是打仗不勇敢，一辈子在家乡抬不起头。

所以苏轼提出一个观点：宋朝自从开国以来，总会在边境驻扎大规模的禁军，这样做当然没错，但是，这样做的意义，与其说要拿禁军去打仗，不如说要拿他们去唬人。

为了达到唬人的效果，当然要造出浩大的声势，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而一旦真正交战，就不能完全依靠这些唬人的禁军了，还必须仰赖当地民兵才行。

至于在平日里抵抗小规模的武装劫掠，就必须完全仰赖当地民兵了。边疆一带的原住民除了有保卫家园的高昂斗志，还熟悉敌情，熟悉战斗，比内地调来的禁军强得多。

而且，民兵还有一个巨大优势：便宜。

我在前边讲过，禁军规模庞大，开支惊人，以至于酿成北宋“三冗”之一的“冗兵”，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但民兵属于民间自由结社，大家自觉自愿，不花政府一分钱。只要政府不阻挠，边境地带就会自发地形成民兵组织。原因很简单，保卫家园就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我在《熊逸书院》讲社会学先驱斯宾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时候说过，货币的发行和管理、灯塔之类的公共设施的建造、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慈善事业、普及教育、邮电服务，这些都是国家和政府不应该做的。

现在苏轼把选项增加了一条：军队。

如果斯宾塞和克鲁泡特金读过苏轼的这封奏章，那么他们不但在大概率上会支持苏轼的想法，后者还一定会拿这个例子来证明政府的存在只会阻碍民间的自发秩序。

苏轼当然不会那么极端，只是恳请朝廷给一点好政策，以便在定州组建民兵。

宋代的民兵组织叫作弓箭社。顾名思义，拉弓射箭是最重要的武术技能。

今天我们提到传统武术，想到的通常都是太极拳、八卦掌、六合枪……其实这些武术并不很传统，绝大部分都是晚到清朝才出现的，主要用途是保镖和卖艺，被各种江湖传说打造得神乎其神。

传统武术里边真正最源远流长的项目，真正的杀人技，就是射箭。完全可以这样讲：射箭高于一切。

在宋代，无论官兵还是民兵，最核心的武术训练就是射箭。射程、准头和连续射击的耐力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但是，贸然组建一个弓箭社，是不是太唐突了呢？

这就需要有些说服技巧了。苏轼援引历史，说弓箭社在我们宋朝不但早就成立过，普及过，而且收效良好。

以前驻守边疆的好几位名臣尽管手握重兵，但都很仰赖弓箭社。那么，这么好的制度怎么就败坏了呢？

这就要追溯到宋神宗熙宁年间了，当时在民间推行保甲法，和弓箭社有了冲突，弓箭社也就维系不下去了。

如果苏轼可以直言不讳的话，矛盾肯定又会指向宋神宗和王安石，因为保甲法就是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的新法之一。但现在既然要做实事，旧伤疤最好不要去揭，免得不小心惹哲宗皇帝反感。

接下来，苏轼又算了一笔经济账，说弓箭社纯属民间社团，兵器、铠甲、马匹完全自备，也不拿朝廷的粮饷，不会给朝廷增加任何经济负担。朝廷甚至也不会增加多大的管理成本，因为民间社团有一整套的自治规范，首领和中层干部完全由大家推选，执行赏罚比官府还要严格。

弓箭社这样的组织说明了一个道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情竟然真的存在，并且，这些不吃草的马儿不但能跑，跑得还比吃草的马儿更快、更积极主动。这种好事，朝廷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呢？

朝廷当然有顾虑。凡是中央集权，最核心的管理原则就是以集中管理分散，一个组织化程度高的小团体可以轻松统治无组织的广土众民。

所以统治者要想加强管理，巩固自己的统治，要么就把统治集团的组织化程度继续提高，要么就让广土众民尽可能地成为一盘散沙，越散越好。

而像弓箭社这种民间社团：一来组织化程度很高，二来天然就有很强的凝聚力，三来能征惯战，武器装备齐全。

如果他们真的只是保境安民，当然最好，但如果他们不服从朝廷安排，甚至扯旗造反，那可不是官军能够轻易镇压得住的。

在历代核心统治层的内心天平上，一切当然都不如自己的权位来得重要。隐秘的法家思想尤其提防着所谓自治规范，他们认为赏罚的权柄必须绝对由君主掌握。

苏轼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不方便在奏折里明说。为了打消朝廷的疑虑，他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增加官方的参与度，从规模设计到功过赏罚都不能让弓箭社完全自主。

苏轼应该很期待着自己的方案可以实现，但是，奏折送上去，回复却一直没有下来。

这时候的中央政府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谁也没有闲心去关注远方定州的闲事。新一轮的大洗牌开始了，不存在对事不对人，而只有对人不对事。

虽然定州的事没人关注，远在定州的苏轼其人却被很多双闪露凶光的眼睛紧紧盯着。

苏轼的命运，将一个来更加凶险的时刻，我们下一讲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