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回到《熊逸说苏轼》。上一讲我们说到苏轼年轻时候的一篇文章，其实是很鲜明地主张改革的。但为什么他最后竟然走到改革家王安石的对立面呢？
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苏王这场政治恶斗的序幕。
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的积怨
进京之后，苏轼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宋英宗英年早逝，继位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朝野上下乱成一锅粥。支持新法还是反对新法，问题一出，没人躲得开，不站队也是站队。
事实上，苏轼很难加入王安石的阵营。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条时间线。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同科考中进士，两兄弟和父亲苏洵一起名噪京城。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授职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到基层锻炼，苏辙授职商州军事推官，但王安石拒绝签署苏辙的任命书，苏辙索性辞官回家。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宋英宗继位。王安石的母亲去世，苏洵当时就在京城，但他不但没去吊唁，还写了一篇《辨奸论》，含沙射影地讽刺王安石。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三十而立，从凤翔回京，在史馆任职。
下一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老家眉山。
下一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继位。
两年之后，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34岁的苏轼正好服丧期满，回京任职。
就是在这一年里，苏轼明刀明枪地反对新法，和王安石针锋相对。
从这条时间线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积怨已久，苏轼重回朝廷，就算想加入改革阵营，也没那么容易。
宋代党争波澜壮阔
新法到底是好是坏，很快就从单纯的技术问题升级为尖锐的路线问题。
王安石路线被反对派看作汉武帝和桑弘羊路线，是历史上已经定性了的，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前车之鉴，非要重蹈覆辙呢？
在我们今天的观念里，汉武帝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但这个正面形象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才扭转过来的。
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普通百姓，遭的罪未必就比战乱时代的百姓更轻。在王安石的反对派看来，宋神宗要做汉武帝，王安石要做桑弘羊，显然国富民穷、天下大乱的历史注定重演。
桑弘羊是汉武帝倚仗的财政改革专家。《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结尾的一段话非常著名，大意是说：有一年干旱，武帝安排有关部门求雨，很有道家观念的卜式说：“皇帝应该靠税收过日子，可现在桑弘羊让政府人员到市场上做买卖赚钱，这像什么话？照我看，把桑弘羊煮了，老天爷就会下雨。”
卜式的最后一句话，原文是“烹弘羊，天乃雨。”如果评选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名言，这六个字名列前茅。
司马迁用这六个字给《平准书》的正文收尾，不必评论就已经表达出自己的态度。王安石的反对派在攻击或讽刺王安石的时候，经常会拿桑弘羊出来说事，苏轼也不例外。所以，当你在苏轼的诗文里看到桑弘羊的名字，就该往王安石的方向去想。
苏轼的不幸与幸运
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王安石变法引发了那么激烈的党争，而当年的桑弘羊变法就顺利得多呢？答案是，宋朝的政治体制可以称为开明专制，虽然体制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政治精神是开明的，温和的。
开明和温和就导致效率低下，不能像汉武帝那样杀伐果决。古人通常认为，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开创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度，这话虽然没错，但宋神宗没法违拗宋代开国以来的政治传统，简单讲，就是宋神宗不方便杀人。
宋朝有祖宗家法，士大夫不能杀，提意见的人也不能杀。
放在平时可以你好我好，各抒己见，遇到全盘改革这种大事，就会发现任何新政策都很难推进下去。
对付反对派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赶走：如果是老臣，就让他们退休，如果是年轻人，就让他们离开中央政府去做地方官。
这样做有一个隐患，那就是老臣虽然离休了，但影响力还在，年轻干部虽然离开朝廷了，但在地方上推行中央新法的时候难免阳奉阴违，故意拆台。这当然会让王安石一派的人大为光火，这就导致党争越来越突破底线。
但无论如何，“不杀人”的底线始终没能被突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之所以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能够一直斗到南宋，就是因为失败的一方总能活着等到卷土重来的机会。
对于苏轼来说，不幸的是卷入了党争的漩涡，不幸中的万幸是卷入了宋代党争的漩涡。他所遭受的苦难，无论往前对比汉唐，还是往后对比明清，也就不算什么了。
一篇重要的奏章
在反对新法的第一波浪潮里，反对派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财经政策，而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方案却获得了高度一致的赞成。
这个方案貌似合情合理，而且操作难度不大，主要内容就是取消诗赋考试，只考经义和策论。
表层原因很好理解：写诗的才能不同于从政的才能，李白和杜甫都不是做官的料，所以考试的内容不如更加务实一点。
深层原因是：王安石面对的改革阻力实在太大，所以他才认为有必要亲自编写儒家经典的注释版，天下人只要想考试做官，就必须认真学习王安石思想。
表层原因首先浮现，连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都表示赞同，偏偏苏轼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意见，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议学校贡举状》里。
不过，这篇奏章很容易被当成捍卫文学的响亮宣言，其实苏轼的本意和文学没有半点关系。他所表达的那些深刻见解，即便拿到今天来看，都能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开篇先谈大的纲领：任何政策，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因势利导，不能逆势而为。
接下来，苏轼回顾不久之前的失败案例：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里，就有过兴办学校，以期逐渐取代科举的方案，而在实行下去之后，劳民伤财不说，效果还很糟糕，最后人亡政息。
可见，要想真正移风易俗，只有用儒家的老办法，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皇帝做表率，上行下效，自自然然就做到了。
如果要用考试的办法，只会诱发虚伪的风气。比如，用孝道考试，狠人会割下自己的肉奉养父母，怕疼的人会扔下孩子不管，在父母的坟前结庐而居，这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如果非要追求实用，那么没错，就文字的角度讲，策论比诗歌有用，但是，就执政的角度讲，策论和诗歌同样没用。
我们宋朝从开国以来，为什么明知没用还要这么做呢？很简单，选拔人才没有更好的办法。何况诗赋考试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习惯了，完全没必要去改。
苏轼接下来列举本朝的例子：如果策论的高下就能决定一个人执政能力的高下，那么杨亿一定落选，因为他的强项是美文，但谁不知道杨亿是个忠诚耿介的好官呢？
如果用经义来选拔人才，石介和孙复显然无人能及，但这二位都是迂腐透顶的人，没有半点做官的能力。我们再看看唐朝，那么多名臣都是从诗赋考出来的。
这里提到的杨亿，是北宋文学界西崑体的领袖，石介和孙复，是学术史上所谓“北宋三先生”之二。
苏轼接下来讲，现在有人专门编纂经史和时事，名叫“策括”，卖给读书人备考策论用。有了这种应试秘笈，考策论的难度大大降低。更要紧的是，策论考试缺乏客观标准，不像诗歌，声律错了就是错了，对仗不工整就是不工整，谁都不会有二话。
再者，无论考什么内容，其实都是书本知识，做官施政根本用不上。但只要把人放到岗位上，能干还是不能干自然就会显现。
在苏轼看来，考试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回事，所以考试到底考什么科目并不重要，既然不重要，当然也就没必要更改，否则只会平白兴起很多波折。
真正选拔行政人才的事情，只能靠皇帝本人和少数几名核心大臣。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偏好就会关乎天下兴亡。万一皇帝偏好佛家或道家，那就天下大乱了，只有正统的儒家学术才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拿苏轼这篇奏章去问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很可能表示欣赏，因为他很清楚，设置科举的首要目的是安定人心，给天下人一个向上的通道，让那些有上进心的人可以把精力销磨在这里，免得生事，次要目的才是选拔人才。
通道需要一个门槛，而这个门槛无论怎么设置，目的就是暂时阻拦一些人。至于拦住的是哪些人，放进来的又是哪些人，其实并不很重要。当跨进来的人获得了行政岗位之后，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时候。
我们对苏轼这份奏章还要特别留意两点：
一是他对皇帝的思想偏好的担心其实暗含着委婉的劝告，认为借科举来推行王安石思想绝对不是好事。
二是他虽然主张正统儒学，但什么才是正统，这与其说是学术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哪一派打赢了哪一派就是正统。
恰恰在王安石看来，苏轼就属于才华虽高，但“所学不正”的典型，一旦被重用，注定作恶多端，所以王安石劝宋神宗一定要远离苏轼。
围绕新法的第一场恶斗就这样开始了。
下一讲我们聊聊，苏轼从年轻时期大力主张改革，最终走向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入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阵营里，他会怎么处理自己内在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