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收听《刑法学100讲》。
我们第一讲就讲了，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刑法要发挥保障人权的机能，就必须坚持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讲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咱们这一讲标题里的这个问题，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就涉及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
那我们就还是和上一讲的讲法一样，我先带你看“罪刑法定原则”的原理，再来解答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这个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铁则，它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是犯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受刑罚处罚。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刑法原则，而且也是宪法原则。
为什么要把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铁则呢？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是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的思想。
我先介绍民主主义。民主主义的核心要求是，国家的重大事务都应该由国民自己决定，包括法律，也都应该由国民自己制定。所以，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应该处以怎样的刑罚，这些重大问题要由国民自己来决定，立法机关制定的刑法都应该反映国民的要求。
既然刑法体现的是国民的意志，那你说它保护谁的利益呢？当然也是国民的利益。不恰当地扩大处罚范围，就一定会侵害国民的自由。类似的内容，我在第一讲里也讲过。
好，再来讲第二个思想来源，就是尊重人权的思想。
因为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和相应处罚，所以国民才能够根据刑法，事先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才不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犯罪、会不会受到刑罚制裁，而感到不安。这就是尊重人权思想的体现。
显然，要使国民能够根据刑法事先预测自己是不是犯罪，就要求刑法具有明确性。除此之外，尊重人权还要求，禁止刑法的效力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是不是犯罪，如果犯罪了怎么处罚，只能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来衡量，而不能用行为发生后颁布的新法律。
因为如果总是用未来的法律，那在行为发生的当时，国民就根本没有可能去预测行为的后果。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讲到刑法的溯及力的时候，还会详细讲到。
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
尊重人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禁止类推解释。
什么是类推解释呢？
类推解释，指的就是刑法上没有规定某种行为，但是解释者却说这种行为具有危害性、行为人具有人身危险性，用这个作为理由，把这些行为对照刑法分则里相似的条文，来定罪量刑。
比如，刑法规定了携带凶器抢夺的，成立抢劫罪，虽然“携带凶器盗窃”和“携带凶器抢夺”具有相似性，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我们不能做出“携带凶器盗窃的，以抢劫罪论处”这样的解释结论，否则就是刑法禁止的类推解释。
刑法为什么要禁止类推解释呢？因为类推解释会严重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你想，一部刑法颁布后，国民就可以通过刑法用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在了解的过程中，国民当然也会想到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在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之内做出解释，就不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但是，如果把一些国民根据刑法用语根本不可能想到的事项，也解释为刑法用语所包含的事项，那就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这就会导致国民行为的不安定性。类推解释就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这里需要你注意的是，虽然类推解释是刑法禁止的，但是扩大解释却是刑法所允许的。
扩大解释，是指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的解释技巧。比如，把刑法规定里的“财物”，扩大化到财产性利益，这就是扩大解释，是允许的。
你可能会问，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都会造成处罚范围偏大，为什么扩大解释就是被允许的呢？这是因为，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有着本质的区别。
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某个用语不太常用的解释，但一定不会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解释的结论一定还在国民预测可能性之内；类推解释却相反，类推解释的结果完全超出了用语可能的含义，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那我们怎么判断一种解释是不是类推解释呢？其中的要点有很多，我只讲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处罚的必要性。处罚的必要性越大，把这种行为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这种解释被认定为类推解释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当然，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比如说，刑法规定了组织卖淫罪，那么，组织同性间卖淫的行为，对社会性风俗的侵害不比组织异性间卖淫的侵害小，而且现在组织同性间卖淫的情况也很常见，所以对组织同性间卖淫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个必要性就高。那么，把组织卖淫行为解释为也包括组织同性间卖淫，就不会被认为是类推解释，而是合理的扩大解释。
第二要考虑的是用语的发展趋势。如果解释结论符合用语的发展趋势，那一般就不认为是类推解释。比如，刑法第252条规定，侵犯通信自由罪的行为对象是“信件”，那电子邮件算不算信件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信件也开始信息化、网络化，用语本身的含义也会发展变化，那么把侵犯他人电子邮件的行为认定为侵犯通信自由罪，就不是类推解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个要考虑的是一般国民的接受程度。如果某种解释结论让人感到特别意外，那就表明，这种解释结论有可能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属于类推解释。反过来说，如果某种解释结论国民完全可以接受，国民甚至要求这样解释，一般来说就不是类推解释。
不过，我还是要反复强调，不管处罚必要性多大，也不管国民如何要求，如果解释结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就属于类推解释。
你要知道，刑法用语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启示作用，也就是启发我们如何发现法条的真实含义。比如，这个地方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是那个词，为什么有的条文使用“假冒”一词而有的条文使用“冒充”一词，二者会不会不一样呢？你要思考并从中受到启发，这样才能体会到学刑法的乐趣。
另一个是限制作用，也就是不允许我们超过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去思考、去解释。比如，国民普遍使用“语言暴力”“冷暴力”概念，但是，暴力必须是有形力，如果认为刑法分则中的“暴力”包括“语言暴力”与“冷暴力”，则必然是类推解释。当然啦，由于用语的含义是在发展的，所以，一个用语可能具有哪些含义，又必然是有争议的。
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中的财物
好，现在我们回到题目中的问题。虚拟财产属于刑法中的财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虚拟财产要么是花钱买来的，如Q币、游戏币、比特币等，要么是劳动挣来的，具有财产价值。既具有客观的交换价值，也具有主观的使用价值。而且，虚拟财产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离不开虚拟财产。既然如此，对于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就有必要处罚。
其次，“财物”这一概念，原本就包括财产与物品，所以，财产以及财产性利益都可以包括在“财物”这个概念之内。
在这一点上，你不要受德国、日本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的影响。德国、日本刑法与刑法理论明确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所以，他们的财物仅限于有体物。这种区分虽然由来已久，但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未必那么理想。
可是，我国刑法没有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而是只使用了“财物”这个概念。既然如此，就可以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财物能够包括狭义的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况且，财物的外延一定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的，在虚拟财物大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否认虚拟财产属于财物。
我还想说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就有体物、财产性利益与虚拟财产的保护，建立三套理论体系，实行三套不同的定罪量刑体系，而是可以将三者均归入财物，建立一体化的理论体系与一体化的定罪量刑体系。
最后，现在大家对Q币、比特币、游戏币等虚似财产都不陌生了，大家都完全接受了虚拟财产这个概念。既然如此，把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就不会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没什么人会觉得意外，所以把盗窃Q币、比特币、游戏币等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也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讨论，就到这里了。
下一讲，我们还会讨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成人之间秘密进行的群体淫乱行为，能不能构成犯罪。这涉及的是法益保护主义的内容。
我们下一讲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