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收听《刑法学100讲》，我是张明楷。
我们学习刑法，是为了用好刑法，而我们要用好刑法，就必须知道法条的真实含义，否则就会误用误判，背离正义。
刑法为什么需要解释
你可能会有疑惑，法律应该是最严谨最准确的文本，为什么理解起来还那么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同观点？这是因为，对刑法的理解或者解释，不是真理的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
法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即使说是真理的判断，我们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即使有的人本科刑法是我教的，硕士博士也是我指导的，仍然会反对我的某些观点。这很正常。因为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社会经历不同、阅读范围不同、了解的事情不同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对刑法条文的理解。
我举个例子，像“携带凶器抢夺”这样的行为，刑法明文规定按照抢劫罪论处。那么，我要问你，凶器是什么呢？有些凶器很容易界定，有些就不那么容易了。
你看这个例子：张三携带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去抢夺别人的财物，是不是可以定性为“携带凶器抢夺”呢？我要继续追问：什么叫“携带”？凶器离行为人有一点点距离时，叫不叫“携带”？虽然将凶器捆在背包中，但不能随时拿出来的，叫不叫“携带”？
你看，如果只看字面意思，我们很难作出判断。这正是刑法需要解释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刑法的内容，是由文字来表达的。任何用语，哪怕核心意义很明确，也总会向边缘扩展，会造成外延的模糊。而且，绝大多数用语具有多个意思，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就很容易造成误解。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有个教授的妻子给教授打电话说：“下班回来时买五个包子，如果看见卖西瓜的，就买一个。”结果教授下班后就买了一个包子，因为他确实看见卖西瓜的了。
问题出在哪儿呢？他妻子说了，如果看见卖西瓜的，就买一个。妻子的意思是要买一个西瓜。但是教授理解的是，如果看见卖西瓜的，就只买一个包子。你当然会说教授理解错了，但他妻子的话的确可能有这个意思，要不教授怎么就只买一个包子呢？
但是，教授只想到了妻子那句话可能具有的一种含义，而没有想到另外的含义，更没有想一想，自己看见卖西瓜的了，家里的人就可以少吃包子吗？你看，连我们日常的语言，不解释，都会产生歧义，更何况是专业的法律语言呢？
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我们必须解释法律语言。因为，语言随着时代发展会产生新的含义。比如说“财物”这个词，我想在立法时，立法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会出现Q币、比特币、游戏币这些虚拟货币吧，但是现在我们就必须把“财物”这个词解释为包含了虚拟货币。
这个问题我下次还要专门讲。还有许多用语也存在“言不尽意”的情况，这也需要解释。许多法律概念，比如说“文书”“住宅”“公私财物”，“恶劣”“严重”等等，只有通过解释，它们的含义才能明确。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曾经说，“立法者应该像哲学家一样思考，但像农夫一样说话”。其实，哪怕你像农夫一样说话，也需要解释。更何况，立法者不可能像农夫一样说话。
作为法律规范，除了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刑法在表述上还很简短，因此，刑法对犯罪行为的描述，都是抽象化、类型化的，这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对法条进行解释。
比如，刑法第338条描述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条件，使用的表述是：“严重污染环境的”，第129条在描述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成立条件时，使用的表述是“造成严重后果的”；那我要问你了，什么情况是“严重”？
你会发现，法条的表述都相当概括。但现实中需要你判断的事实却是很具体的：比如，黄浦江上漂浮着大量死猪的尸体，是不是严重污染环境？枪支被人捡到后用来威胁别人，但没有造成伤亡，算不算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把抽象的刑法规定适用于具体个案，就必须解释刑法。
刑法需要解释的另一个原因，是刑法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有的是文字表述的缺陷，有的是立法原意的缺陷，有的是刑法分则体系编排的缺陷，要克服刑法的这些缺陷，就需要进行解释。
比如，在刑法分则中，重婚罪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里面，但是，重婚罪并没有侵犯公民这方面的权利，它破坏的是婚姻制度。所以，我们就应该通过解释来确定重婚罪的性质，也就是要重新确定重婚罪到底侵害了什么法益。这种对于刑法中缺陷的解释，就叫做补正解释。
如何对刑法进行解释
好，刚才讲的是解释的必要性。那怎么对刑法进行解释呢？刑法学者会讲出许多解释原则、解释方法等等，我在这里只讲两点。
第一点，刑法解释不是追问立法原意，而是探究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
有很多人会觉得，刑法解释既然是为了发现法条的真正含义，那只要弄清楚立法者的想法，再表述得更清楚，不就可以了呢？
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第一，你想，立法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谁的意思才能代表集体的意思呢？
即使立法者只有一个人，想要探求这一个人的立法原意也是很难的，万一立法者今天的认识进步了，或者退步了呢？万一立法者已经去世了呢？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我真的找到立法者的原意了，根据他的意思来了，但那样不就变成人治了吗？
而且，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参考的都是过去发生的案件，对立法时还没发生过的案件，立法者是根本不可能有立法原意的。比如，立法的时候，立法者根本不会想到盗窃比特币的情形，如果追求立法者的原意，那盗窃他人比特币数额巨大的也不能定盗窃罪，这显然不妥当，这会导致刑法的滞后性，从而影响刑法的生命力。
还有就是，刑法是成文法，它通过语词表达立法的精神和目的，刑法的含义本来就是由适用者决定的，而不是由说话者或者作者决定的。我们语文课上归纳文章的中心思想，哪个不是我们决定的？归纳的是文章的中心思想，不是作者的中心思想。作者可能都没想那么多。
这下你应该就知道，探究立法者原来怎么想，是没有意义的。紧扣着法律文本进行客观解释，才是正确的做法。当然了，不提倡探究立法原意，但考察立法的背景和立法的沿革，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能为客观解释提供依据。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刑法解释不是追问立法原意，而是探究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
再来看第二点，刑法解释不是固守文字本身，而是尊重生活事实。或者说，刑法的真实含义是从生活事实中发现的。
你要注意，我们说要根据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并不是说，仅仅根据法条的文字解释；如果仅仅根据法条的文字，就没办法发现法律的全部真实含义了。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活生生的正义，还需要从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发现。
有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刑法都制定了一百多年了，一百年多来，无数的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解释刑法；只要刑法没有废止，刑法解释就会继续下去。如果法条的字面含义就是法条的真实含义的话，干嘛还解释这么长的时间呢？
其实，解释刑法，是为了追求法律的正义，而任何一种解释结论的正义性，都只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特定的生活事实来说的，生活事实的变化总是要求新的解释。
打个比方，法条的文字，就像挂衣钩，一直在那里，但挂衣钩上的衣服却总是根据季节和流行的趋势在变化的，概念的内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我们单纯看到“凶器”这个词，很自然地会想到匪徒经常携带的刀具和棍棒，那“凶器”自然就会被解释成这类器具。但是，假如遇到这一讲开头的那个问题，也就是，有人携带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进行抢夺，是不是“携带凶器抢夺”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答，“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是不是凶器”？通过这样的思考，刑法上“凶器”的含义就会越辩越明。
我们不能从物品的形状上来定义凶器，而应该从杀伤力的角度来看，那“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和“刀枪”“棍棒”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能对别人造成身体的伤害，所以，“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也应当被解释为是“凶器”。
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千万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将自己的先前理解或者说第一印象、第一感觉当作真理，而要把自己先前的理解放在正义理念之下、放在相关条文之间、放在生活事实之中，去进行检验。发现不合适的时候，就必须放弃。
比如，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先前理解，就是“盗窃必须是秘密进行的”。但是，盗窃罪的法条并没有这样的表述，“盗”并不是秘密的意思，否则怎么解释强盗？“窃”也不是用来修饰“盗”的！生活中也常常有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东西被拿走的情况。
你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你在楼上阳台上失手把装了1万美元的钱包掉了下去，你在楼上大声告诉下面的人，掉下去的是我的钱包，但下面人假装没听见，你只好眼睁睁看着他把钱包“捡”走。
如果要求盗窃是秘密的，那这种行为就没办法被评价为盗窃了，也不会被评价为其他犯罪，只能是无罪的结局。这显然不合适。顺便说一句，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抢夺罪或者侵占罪。
好，讲到这里，我希望你明白，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而且在于生活。刑法需要解释，但解释不仅仅是弄清楚法条的字面含义。你不能大脑里只有法条文字和汉语词典，而必须心中永远充满正义，在刑法规范和生活事实之间，寻找正义、实现正义。
刑法的解释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会介绍刑法的一个铁则：罪刑法定原则。
咱们下一讲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