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我们聊聊元曲的代表作《西厢记》。
前两讲我们讲的唐诗和宋词，虽然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但有些人觉得，它们只能影响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和审美情趣，对于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讲，传播不了什么思想。但不识字，文学就完全没用了吗？那倒不一定。
文学对人的影响，其实比你想象得要大得多。如果我问你，在老百姓心目中，关公的忠勇形象和曹操的奸雄形象，是从何而来的？很多人会说是看戏得到的印象。没错，历史上很多人的形象，以及人们接受的价值观，都来自于戏剧。
比如说，一提中国古代的奸臣，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明代的严嵩，这种印象很大程度就是拜戏剧所赐。
古代大奸臣哪朝哪代都有，比严嵩更坏的也不少，但是严嵩的名气特别大，这要“感谢”严嵩的一个对头，大才子王世贞。王世贞因为父亲被严嵩害死，因此以后就不断地用笔把严嵩往历史的耻辱柱上钉。
他写了一部戏剧《鸣凤记》，专门讲严嵩父子罪恶行径。因此从明朝开始，严嵩白鼻子奸臣形象就被树立起来了。虽然有人讲《鸣凤记》可能是王世贞的学生写的，但不管是他们师徒谁写的，这些观点来自王世贞。
王世贞还写了一本《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在书中凡是严嵩做的事，都是坏事，凡是和严嵩做对的人都是好人。这本书后来成为很多描写严嵩的戏剧，比如《一捧雪》和《打严嵩》的根据。
普通老百姓不会去看历史书，也懒得花时间去搞清楚朝廷大臣们的对与错，但是看了戏，他们就会对某个人物有共识，如果这个共识符合社会对惩恶扬善的期盼，还会代代相传，于是严嵩就成了头号奸臣。
这就是戏剧的力量。所以有人读到严嵩和王世贞的恩怨时感叹道，得罪谁也不要得罪能写的文人。
为什么传统戏剧能对民众的价值观和认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
因为传统戏剧常常会用三分引导、七分迎合的表达方式，是少有的大众容易接受的文艺体裁。
所谓三分引导，就是剧作家要把自己的想法通过戏剧表达出来，而七分迎合并非完全是揣测观众的想法，而是要迎合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判断。
比如在关于严嵩的戏剧中，会有忠有奸，但奸人终得上天报应，这是迎合大众的部分，至于谁是奸，谁是忠，面对奸臣，忠臣该怎么做，这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想法了。
这一讲，我会通过《西厢记》故事里张生的形象演变，来跟你谈谈戏剧跟民间思想的关系。
《西厢记》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这个传奇小说一开始的故事情节和后来的《西厢记》是一致的。
在故事中，张生旅居在普救寺时遇到匪乱，救了同在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母女，并因此对美貌的远房表妹莺莺动了心。经过莺莺的丫鬟红娘牵线搭桥，两人成就好事。到此为止，这似乎是一个私定终身的爱情故事。但是接下来的情节就非常狗血了。
张生赴京应试未中，虽然莺莺依然一往情深，但是张生不久就变心了，另娶他人。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张生还总结出一堆红颜祸水的歪理为自己开脱。后来，莺莺当然也另嫁，而张生路过莺莺家门时，居然以外兄的身份请求相见，遭莺莺拒绝。
从宋代开始，一直到现代，很多学者，包括鲁迅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都认为张生就是元稹本人，而崔莺莺就是他的表妹崔双文。
元稹自己和《莺莺传》里的张生，在行为上是高度一致的。元稹一辈子的感情经历就是遇到一个爱一个，然后为了前程抛弃一个，再娶另一个，不断重复，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就在他妻子去世，写完前面那首“曾经沧海”的诗的时候，身在外地的元稹并没有奔丧，转身开始和女诗人薛涛相爱了。这也算是对那句诗的讽刺。
我过去读元稹的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还颇为感动，后来了解他的生平，就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要看一个人怎么做，不要看他怎么说”。
但我要提醒你，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张生，如果搬到舞台上，是会给观众骂死的。
即便在古代的男权社会，大家也觉得张生是个渣男，纷纷谴责。包括宋代词人秦观在内的很多文人，都会写诗文表达对崔莺莺的同情，谴责张生的始乱终弃。虽然《莺莺传》里发生的故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但是至少中国正统的文化和道德观念并不支持这种渣男行为。
可以说，和大众价值观明显抵触的作品，很难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到出现了戏剧演出和商业竞争的宋金时代，这个故事就被改成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
但这样的故事，仍然是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人们并不喜欢悲剧结尾。因此，剧作家就开始把这个故事中大家喜爱的部分，即前半部分保留下来，然后再给故事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尾。
这样就完成了七分迎合的任务，而完成这件事的，是金朝文人董解元（董解元并不叫解元，我们今天对他的生平了解甚少，解元是对当时读书人的尊称，就像今天说董博士或者董教授一样）。
董解元保留了《莺莺传》中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改成了如下的情节：
张生在考中了功名后，有一个叫郑恒的年轻人编造谎言说张生负心，在京城另娶他人，崔母要莺莺嫁于郑恒，但这时张生赶回来，带崔莺莺私奔，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然，这样一来这个故事再叫做《莺莺传》就不合适了，于是董解元将之改名为《西厢记》。
在《西厢记》中，无论是张生还是崔莺莺，都是正面形象了。同时，为了增加戏剧性，只好把崔莺莺的母亲放到他们的对立面去，同时还给张生创造出一个叫郑恒的情敌。
而我们今天读到的《西厢记》，还经过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进一步迭代。他保留了董解元版本的基本故事情节，但是做了两个重大的修改。
1.结局改得更完美
张生和崔莺莺两个人不是私奔，而是光明正大地走到了一起。为了增加故事的合理性，红娘这个牵线的角色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红娘这个配角的形象，在很多人心目中甚至超过了主角崔莺莺。
2.增加了文学性
在这以后，老百姓会在舞台上看故事，而文人们则会在花前月下品读作品。
在《红楼梦》里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和林黛玉要偷偷地读《西厢记》。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贾宝玉坐在园子里聚精会神地看《西厢记》，林黛玉葬完花经过那里，和他一起看。
曹雪芹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浪漫唯美的画面，表现出这两个情侣共同沉浸在理想的爱情之中。
通过对张生形象的改造、大团圆的结局和文学性的提高，《西厢记》有了在士人和老百姓中广泛传播的读者基础。
这就给我们作为写作者一个提醒，你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要努力扩大自己的受众范围。传统戏剧的七分迎合、三分引导值得借鉴，当然迎合和引导的比例，需要自己拿捏。
那么在《西厢记》当中，作者传达了哪些思想呢?
1.作者写出了大家想实现却不容易实现的理想
在这部剧里，是遇到自己一见钟情的对象，娶一个大家小姐，考中功名、封妻荫子。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很容易寄托于戏剧。这样的戏大家看多了，慢慢就把这样的生活当作了目标。
在中国古人的内心中，并不缺少浪漫的情怀，但现实并不浪漫。《西厢记》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和完美的结局，非常符合人们弥补现实缺憾的需求。
2.作者在作品中将女性的地位提高了
无论是莺莺还是红娘，她们的行为都是主动的，这可能和王实甫生活在元代有关。《西厢记》也因此成为古代支持女性追求自主婚姻的作品，进一步影响了民间思想，红娘也因此成了媒人的代名词。
最后我想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跟你聊聊元杂剧的繁荣。
中国古代戏剧到了元代达到顶峰是有它的道理的。在宋金时期，主流的文人是不会去写剧本的，他们要考功名做官。但是到了元代，不再有科举考试了，文人们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被阻断了，而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看杂剧是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于是水平高的文人们都开始写戏剧，即元曲。
从此，中国的戏剧就由本来结构不严整的短小戏曲，变成了文辞精美、结构完整、能够雅俗共赏的长篇剧作了。明代之后，读书人们又有了考功名的出路，戏剧文学反而不及元代繁荣了。这又反映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小结：
1.文学作品想要影响大众的思想，既要有引导，也要有迎合。
2.《西厢记》故事的数次改编，显示了剧作家跟民间思想的互动关系
作业：
你是怎么看待张生形象的变迁的？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1.传统戏剧常常会用三分引导、七分迎合的表达方式，是少有的大众容易接受的文艺体裁。 2.《西厢记》可以追溯到唐代诗人元稹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原本是个悲剧故事，经过金朝文人董解元、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等的数次改编，才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 3.元代没有科举考试，文人们无法学而优则仕，正值商品经济发展，看杂剧是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于是水平高的文人们都开始写戏剧，元曲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