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怎么对待“假警报”？

是的，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解决。几年前有一本由几个实干的创业者写的小书很流行，叫 Rework，中文版叫《重来》。这本书中有一些创办公司、推出产品和管理公司的经验之谈，说的都很实在。

这本书中有个思想，就是没有必要一听说有人犯了错，就在全公司制定一个相应的政策。比如你们公司有个员工，跟客户一言不合动手，还把客户给打伤送医院了，媒体报道，舆论哗然。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责成相关领导作出深刻检查，然后对《员工守则》进行修正，以期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呢？

Rework 这本书说，真没必要。像这种事情本来就很少出现。你专门为此修改系统，反而让它成了公司的一个永久伤疤。乱七八糟的规定一大堆，人们会不知所措，整个公司会丧失活力。正确的办法是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然后就完了。

很多错误都是就很少出现的，很多事情就是无缘无故地发生了。可能当时觉得挺闹腾，事后就无声无息了，没必要反应过度。

我们需要在乎的是那些趋势性的、规律性的、可能影响系统走向的事件。而解决方法最好是柔性的。就像冰岛解决中学生抽烟喝酒问题一样，润物细无声，不要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被解决”。否则就可能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而带来一大堆大问题。

假警报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比如现在汽车都有个报警系统，非正常打开车门、或者车被碰了一下就会嘟嘟嘟地猛叫，这个设计的本意是防止有人偷车，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操作不当导致的假警报。

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取消这个报警功能呢？也不一定。报警功能可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把偷车变成了一个技术活，也许能防止车被偷，这是一个上游功能，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其实汽车这个还算好的。希思在书中讲了这么一个事儿。有人对五个医院的 ICU 跟踪观察了一个月，其中一共有 461 个病人。医院用各种各样的指标时刻监控病人的状况，一旦有哪个指标不对就会发出警报。那你说，这些病人一个月中一共发出了多少次警报呢？

答案是250万次！你可想而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假警报。而且有这么多警报就等于没有警报，医生们会产生“警报疲劳”，他们会变得不再敏感，会直接忽略警报。所以医院也想了办法来控制警报，比如一个办法是把大多数警报设置成文字式的 —— 只在屏幕上显示，你不看也就算了 —— 然后只把其中那些特别重要的指标发出的警报设置成声音的，逼着你必须注意。那你说，这一个月中的声音警报有多少条呢？

答案是 40万条。相当于平均每个病人、每天发出 187 条声音警报。这就是 ICU 医生的日常。你能想象，其中必然仍然有大量的假警报，但是现在医院能做到的也许就只有这样了。没有什么好算法能再进一步减少假警报了。

所有测量都是不完美的。就拿新冠病毒的测试盒来说，有 95%准确率就算是好的了。而剩下的那 5%的出错率，你希望它出假警报 —— 也就是“假阳性”：把一个明明没有被感染的人说成是病毒携带者，你宁可冤枉他。因为如果是“假阴性” —— 这个人明明被感染了而你没测出来，那危害就太大了。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宁可多一点假阳性，也别产生假阴性，我们就不得不把报警器、或者测试盒的敏感度，调的比真实情况高一点。你不想要“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你想要“尽可能保险的判断”。所以你得到的假警报数其实比技术的实际监测能力还要多一些，但是你认了！这是你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按理说，信息越完整，人们做事越明白，应该是好事，但是对官僚系统来说，有时候信息完整反而不好。咱们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在此我推荐一本书，郭建龙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是一本十分精彩的书，值得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读，我们要说的这个例子就来自此书。

古代中国政府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收税技术不行。理想的税收体系应该是所有人都交税，穷人少交，富人多交，就像现在这样。古代的情况却是贵族不交税、老百姓有各种办法逃税。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能逃税，一方面是官僚系统腐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不足，根本不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

这个局面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包括唐朝李世民这样的盛世也是如此，动不动就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根本不给你提供税收。政府不压榨百姓，就没钱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压榨百姓，百姓不堪重负就只好逃亡，结果土地没人种，更收不上税来。

中央帝国政府为了得到收入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咱们就不细说了，这里只说一点。中国历朝历代都搞不清自己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隋朝却是一个例外。

隋文帝杨坚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在全国搞了一次土地和人口普查，并且建成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户籍制度。隋朝政府能够控制社会的所有角落。逃税，在隋朝是不可能的。

对政府来说这是大好事，隋文帝有足够多的钱，做了很多很多大事。他每次大兴土木或者打完仗回来一看，仓库里的钱还是满满的。甚至到隋炀帝杨广时期，做了太多不该做的“大事”、白白消耗了无数人力物力之后，政府还是那么有钱。而杨坚和杨广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在意的是，民间被压榨过度，早就不堪重负了。

所以有时候政府太厉害不是好事，政府糊涂一点反而对老百姓有利。唐朝统计上来的人口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这使得唐朝百姓的实际税负只有隋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唐朝藏富于民，这才有了贞观之治。郭建龙说，“使唐太宗免于落入隋炀帝结局的，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纳谏，而是比隋代低得多的行政效率。”

后世的皇帝吸取这个教训，有时候宁可让自己的政府效率低一点。比如说据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在《盛世·康乾》这本书中介绍，康熙皇帝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就经常反对地方官员去彻查土地。四川省开垦了很多荒地，康熙专门阻止四川总督年羹尧丈量土地。清朝立国五十多年之后人口统计已经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了，农民常常是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一人缴纳丁银，康熙也不管。因为康熙知道，一旦官僚集团有了更高的征税能力，必定是中饱私囊，中央政府得到的好处会很少，而老百姓吃的亏会很大。

所以信息不见得越发达越好。当然，如果是双向的信息，让老百姓也了解政府在哪里花钱、大家一起算算国家到底需要多少钱，该加税加税、该减税还能减税，那可能是信息越发达越好。

世界上没有多少像快餐店给垃圾桶加个盖这样的“帕累托改进”，一般的改革总会伤害到一些既得利益者，会遭遇反对的声音。一有人反对就不改革肯定不对，对反对声音置之不理也不对，那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呢？

很难把握。咱们还是拿中国历史举例。北宋庆历年间，宋仁宗痛感朝廷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拿不出钱来，同意范仲淹搞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思路是国家财政养了太多光拿钱不做事的人，包括官员和士兵，应该把这些人裁撤掉。这个思路完全没毛病，范仲淹做事也很稳当，但是刚一执行就受到了官僚集团的抵制。而仁宗皇帝的性格又很软弱，庆历新政才弄了一年就不了了之。范仲淹也没脾气，只写了一篇《岳阳楼记》聊以表达情绪。

但是国家没钱还是不行啊。仁宗去世后，到了宋神宗年间，不但打仗没钱，连发生自然灾害救灾的钱都拿不出来了。那既然范仲淹节流的思路失败了，宋神宗就采纳了王安石开源的思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思想就是使用各种手段给政府捞钱。

王安石变法也是一出台就受到了反对，特别是司马光、欧阳修、韩琦、富弼、苏轼这些当时公认的优秀人物都反对。但是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意志非常坚决。好人不支持，王安石就用了很多投机钻营的人推行变法。变法遭到民间抗议，王安石也能承受。人说王安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也不在乎。

变法真的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是变法带来了很多二级效应。对民间经济的破坏就不说了，对政治局面的破坏是朝廷上从此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党争，大臣们只知道斗争没有人做实事。范仲淹那种稳稳当当做事的人、苏轼那样就事论事的人，都再也无法生存了……

那我们现在看来，范仲淹改革的错误在于推行不够狠，王安石的错误在于太狠。其实神宗年间的内外局面并不算太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都挺好的，完全可以慢慢推进。结果王安石彻底毁坏了北宋官僚体系，能办实事的好官都没有了。等到后来金人崛起、危险迫近、应该激进改革的时候，已经没人能推动任何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