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伯克森悖论和幸存者偏差的区别是什么？

伯克森悖论和幸存者偏差都属于“选择偏差”，做出错误判断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统计的数据不够全面，是只统计了某个选择标准之上的那些案例。二者在表达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归根结底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幸存者偏差侧重的是“某一个特征”。比如说在那个最著名的例子中，美国军方一看从战场飞回来的战斗机的发动机中弹都比较少，于是判断所有飞机的发动机中弹都比较少，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军方只看到了飞回来的飞机，而殊不知飞回来的飞机不能代表所有飞机 —— 有些飞机就是发动机中弹多，它们只不过直接就坠毁了，根本就没有飞回来。

年长的人经常认为过去的东西质量更好、能用的时间更长 —— 而殊不知只有能用很长时间的东西才坚持到了现在被他们记得，这也是幸存者偏差。

再比如说，我们看到市场上那些取得了极端的成功的公司，都采取了非常激进、非常冒险的策略。如果你据此就说做公司就应该激进，就应该冒险，那这也可以说是幸存者偏差：殊不知有更多采取冒险策略的公司已经倒闭了，根本就没有留在市场上让你统计。

总之，幸存者偏差说的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些个体都具有这一个特征，我就认为所有相关的个体都具有这一个特征，或者具有这样的特征才能成为相关的个体。

而伯克森悖论则更强调两个特征之间的关系。长得帅和性格好，是在一群人中被平等选择的两个特征，它们之间本来可能根本没有关系，仅仅是因为选择而有了关系。

这是塔勒布的《利益攸关》（现在中文版出来了，叫《非对称风险》）中说的道理 [1]。塔勒布说的是“代理人现象”，说有些人会为了表现一个形象而刻意地打扮自己，比如商界人士故意穿一身名牌，这是一种试图证明自己的行为。而一个人如果明明你知道他在这个圈子里，可是他不刻意打扮自己，那就说明他“无需证明”，这是一种更自信的姿态。

伯克森悖论里说的特征，比如男生长得帅不帅和性格好不好，我们关注的是“天然”的素质，刻意的打扮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之内。这两个故事的主题不一样。

我跟任正非总共接触不到三小时，认识很有限。但是你只要见到他就能立即感受到他的个性，再结合一些关于华为的书，我感觉任正非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

一个是激进。任正非对各种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说服他改变观点，但是我看他肯定不会隐藏观点。而他的观点很有力度。如果他认为中国应该减税，他就会告诉你减税。

一个是任正非很喜欢可执行的理论。他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他有时候是学到，有时候是自己总结的，然后他会要求公司执行这个规律。比如任正非认为当领导的请属下吃饭，对属下对领导都有好处，结果华为的风气就是每次出去吃饭都是领导买单。

任正非似乎总爱干“寻找规律 → 执行规律 → 形成制度”这个事情。别的企业家肯定也做过这些，但任正非是一直这么做，而且非常激进地做。比如华为在九十年代就请 IBM 到公司，把整个公司的管理流程全盘美国化，而且是哪怕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先改，然后再琢磨怎么修正。后来华为成长了，又把 IBM 这一套改成了别的。

我想华为的领导层肯定会有一种被折腾的感觉，华为的员工整天学习这些理论恐怕也不一定感觉很愉快。但是事实证明任正非多数情况下都做对了。

当然，这也可能也是幸存者偏差，毕竟通信行业是个极其特殊的行业，中国的发展是个极其特殊的机遇。

不过正是因为任正非喜欢把理论变成制度，华为才有了“华为基本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任正非退休华为也能照常运行。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华为是否还会这么激进。

关于产业政策到底好还是不好，张维迎和林毅夫有好几番争论，我们没必要详细论述。简单来说，我们知道有个“中国制造 2025”计划，在中美贸易战谈判中，美方要求中国取消这个计划。那么金灿荣就说，你看这就说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害怕了，这是在遏制中国。

我认为你不能只考虑这一种动机。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国制造 2025”是个损人不利己的计划。比如中国政府判断，芯片、清洁能源、电动汽车这些产业对未来很重要，于是决定给相关的本国公司一个巨额的补贴。本来这些公司很弱小，产品比较贵，市场不接受。但是因为有了补贴，他们产品的价格就能降下来，甚至可以去冲击国外市场。

而美国这边一看，就不得不给美国相关的行业相应的补贴，不然美国公司就得被挤死。两国政府陷入囚徒困境。

政府想的是，我初期补贴一下，等到这些公司成长起来再取消补贴 —— 而真实情况更可能是，那些公司是专门靠补贴生存的。它们可能补贴没了就倒闭，相关人员赚了补贴的钱直接走人。

好技术不是补贴出来的。华为这样的好公司不是补贴养大的。这就好像通过非人性的补课让孩子去考好大学一样，有时候不让你补课不只是担心你家孩子超过我家孩子，而是这对所有孩子的成长都不好。那些真正的人才不是补课补出来的。

通信设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你是卖给各个国家的电信运营商，而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这意味着你只要能说服运营商和各国政府，你的产品性能好、质量可靠、安全有保障就行，最多研究一下如何适应当地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你不必研究当地消费者的文化，你甚至都不必懂他们的语言。

而其他商品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汽车，你都得懂得流行的文化元素才行。当然现在华为已经壮大了，可以专门聘请欧洲设计师来设计手机，但是它起步是不需要这么做的。

其他行业要想成为全球公司，必须得拥有全球化的文化气质。对文化来说，在中国市场成功的元素可能不适合全球市场。不过现在字节跳动很厉害，在美国已经是 Facebook 的重大威胁。

我想这可能是由巴菲特爱说的那个“护城河”决定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护城河，或者是技术领先优势，或者是品牌，或者是地盘，有一个极高的门槛，让别人无法轻易染指。而我们说的这种基于供应链的小公司，都是网络上的节点，代表的是整个网络的水平。大公司虽然也在网络上，也跟小公司合作，也有人才交流，但是因为自身掌握一个护城河而能够长期存在。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我理解软件的组合比硬件的组合复杂得多。硬件设备这个东西本身可能很厉害，但是输入输出都是标准化的，很适合模块化，而且一台机器人本质上也没有太多的模块。但是大型软件的模块就太多了，中间又分成许多层，每一层的模块又都有很多输入输出接口，常常都得为了这个特定软件而改写和定制。所以软件的组装其实比硬件的组装要复杂得多。再考虑到初期的顶层设计会直接影响下面的各个模块，软件开发就只能在一个大厂里慢慢积累而来。

我跟程序员聊天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国内软件公司比较缺乏“传统感”，总爱另起炉灶；而对比之下国外公司能一个软件生长维护很多年。而这位程序员认为这是国内的弱点。由此来说，软件也许真的更适合长期存在的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