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讲梅西尔的《你当我好骗吗》这本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人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没有那么容易被欺骗和煽动，而这个思想，颠覆了学界流行的观点。上一讲我们说到人的交流方式是“开放的机警”，那到底是怎么个机警法呢？这一讲咱们干脆来一场虚拟的辩论。
辩论双方，A 代表学界流行观点，B 代表梅西尔的观点。也许你会觉得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可以先别着急定论，耐心体验一场思想的碰撞。
辩论开始：
A：我认为人是比较愚蠢和非理性的，我们处理信息经常会出错。比如有个现象叫“信息茧房”，就是说每个人都只愿意接受自己已经相信的信息。还有一个词叫“逆火效应”，说如果你告诉对方一个跟他相信的观点相反的信息，他不但不会调整自己的观点，反而会*更加*相信自己原有的观点。
B：是吗？逆火效应有那么厉害吗？
A：当然。有人做过实验，找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这些人都相信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你把最新的调查结果摆在他们面前，证明伊拉克确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这些人反而更相信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
B：你说的这个实验太老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关于逆火效应的新实验，30个受试者中只有1个人出现了逆火效应，其他的人还是根据事实调整了自己的观点。
A：一个实验不能说明问题吧？逆火效应是一个已经被多方验证过的效应。
B：你说的对，但是这里边有个关键。我们思考问题 ，一定要把特殊情况和一般规律区分开。逆火效应存不存在？存在。但它说的是一个特殊情况：是这个人已经有一个强烈的政治理念的情况下，你说一个跟他这个理念相反的事实，才可能发生逆火效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息跟政治理念没啥关系。比如说，你本来估计尼罗河的长度是5000公里，现在有个人告诉你，尼罗河的长度是7000公里，你会不会相信他？
A：尼罗河的事儿我不太了解，那我应该会相信他吧。
B：没错，至少你不会产生逆火效应。就拿这个尼罗河的例子来说，有实验证明，听到别人说的一个长度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估算往新信息的方向调整。我们平时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
A：这是不是就有点像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观点，这是非常理性的做法。
B：没错！其实就算不知道贝叶斯定理，人们也是这么做的。
A：但是尼罗河这个例子也不见得就能代表所有新信息。就算不涉及政治理念，人们也都是比较死板的。比如说，如果一个新信息不符合人的直觉，人们可能就会拒绝接受。
B：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可以思考几分钟再回答。请听题 ——
李明、陈涛和于丽坐在一起聊天。在某个时候，李明正好看着于丽，于丽正好看着陈涛。现在已知李明已经结婚了，陈涛是未婚的。请问，此时此刻这三个人中，有没有一个已婚的人正在看一个未婚的人？
(A) 有；(B) 没有；(C) 不确定。你选什么？
A：……应该选 C 吧，不确定。题目只说了李明和陈涛，我们不知道于丽是已婚还是未婚。
B：不对！正确答案是 A，一定有一个已婚的人在看着未婚的人。你想啊，如果于丽是未婚，那李明看于丽不就是已婚看未婚吗？如果于丽是已婚，那于丽看陈涛，不就是已婚看未婚吗？
A：对哦！这道题真有意思。
B：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A：我接受。
B：我给了你一个不符合你直觉的答案，但是你也接受了，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这个答案是讲理的，你也是讲理的。通过逻辑分析和一步步的推导，一个人是可以说服另一个人的。
A：两个理性的人辩论，最终一定会达成一致。但问题在于，没有那么多愿意跟人讲理的人。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根本不听你解释。
B：其实一般人也是可以讲理的。我们的教育系统和媒体，每天都在用说理的方式传递信息。正因为讲理，人们才能逐渐接受各种不符合原来的直觉的新事物，我们的交流才越来越开放。
A：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迷信？为什么还会有人拒绝接受一些最基本的学问？比如说，所有经济学家都说自由贸易是好事儿，可是大多数老百姓都反对自由贸易。难道自由贸易很难理解吗？
B：因为这些东西距离日常生活都比较遥远，都是一些复杂的公共事务。你得相信演化的力量，凡是跟日常生活、跟小社区比较近的事儿，演化都能让我们快速学会。国际贸易跟演化带给我们的常识有点冲突：我们总觉得如果别的国家在跟我们的贸易里赚了很多钱，那我们就一定吃亏了……这是一种古老的情绪。不过社会还是会进步的，人们慢慢地也都能接受这些思想。
A：就靠调整观念和讲理吗？可是这样的传播也太慢了，你总不能让每个人都像数学家那样做严肃推理吧？
B：的确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把所有议题都自己推理一遍，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专家的意见。
A：专家？现在谁还信专家？
说到这里，让人类机警的第一个手段已经出来了，那就是如何处理新信息。即使新信息跟我们原有的观点不符，我们通常也会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如果这个新信息是可以讲理的，我们甚至可以立即全盘接受。接下来，辩论进入下一个环节，那就是“听谁的意见”。
A：“专家”这个词，在今天简直成了贬义词。我们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某某专家预测的错误。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成天说经济好应该去投资股市，但股市就是没见涨。以前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不有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吗？《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这本书就说，各路专家预测的成绩，还不如让一只猴子随机做选择的成绩好。
B：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是专家还是比普通人强。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你已经大半年没见过于丽了，有一天于丽的同事告诉你，于丽怀孕了。你会相信这个消息吗？
A：那我应该会相信吧。毕竟她的同事天天都能见到她。
B：这就是了。专家看过你没看过的数据和事实，你凭什么不听专家的呢？这个道理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有个实验是这样的，两个幼儿园老师，分别告诉一群三岁小孩，一个盒子里装了什么。其中一个老师当着孩子们的面看了一眼盒子，说盒子里装的是一匹小马；而另外一个老师看都没看，就说盒子里装的是一只小兔子。结果大多数孩子都选择相信看过一眼的那位老师。
A：这确实是合理的。如果有人掌握了我们不掌握的信息，他说的话的确更值得听。
B：这就是我们判断“听谁的”的第一个原则，谁有信息听谁的。第二个原则是谁有水平听谁的，我们对专家的水平也是服气的。
A：水平不好测量吧。很多成功都是因为运气好。不能说一个人炒股赚了钱就把他当做炒股专家。
B：没错！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得区分特殊情况和一般规律。不确定性特别强的领域里成功可能主要靠运气，但在一般情况下，水平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在一个原始部落中，关于谁是最好的猎手这一点，群众心里猜测的人选和实际水平就是高度吻合的。水平很难作假，大家都看在眼里。
A：行吧！要不怎么政府有事还是应该问问专家的意见。还有别的判断原则吗？如果专家没有提供意见，或者专家的意见不统一，我们应该听谁的？
B：第三个原则就是，听多数人的意见。
A：多数人的意见？不是有句话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
B：应该说真理偶尔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是特殊情况。你不是学过斯科特·佩奇的《模型思维》和《多样性红利》吗？这里面有个思想叫“群体的智慧”：群体判断的平均值的误差，总是是小于每个人判断误差的平均值 [1]。多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取个平均值，这个方法很有效。
A：我知道群体的智慧，可是其中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每个人的判断必须得是独立的。如果每个人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视角来看一个问题，这时候把意见汇总起来取平均值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人们的判断并不是独立的，人们会互相模仿，会面临社会压力。咱们之前讲过的那个判断线段长短的实验，不就有很多受试者在群体压力之下，选择了错误答案吗？
B：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说社会压力就把人给变傻了。有人事后访问了那些受试者，问他们当时为什么选错了，他们其实各有理由。有的猜测可能是自己的眼睛产生了错觉，有的以为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题意：也许题中问的是线段的宽度而不是长度？受试者并不是非要跟别人选的一样，群体压力没有那么大。
A：那另一个实验，一群人站在路边看一个窗户，路过的人就也会跟着看，这你也有什么新说法吗？
B：这个实验也有后续。如果那些路过的人跟着看是为了顺从群体压力，他们应该站在队伍的前面看，好让别人也能看见它，证明自己是个顺从者。可事实上，被测试的人通常都站在队伍后面看，别人看不到他们。这些人只是出于好奇而已，并不是想证明自己和群体一致，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
A：这三个原则，我表示可以支持。
B：这样我们就解决了“相信什么”和“该听谁说”这两个手段。因为有这样的手段，人处理信息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机警的。
A：而且还有两种思维方式很重要。第一是要区分特殊情况和一般规律。第二是我们不能听说一个实验就立即接受一个结论，还应该关注实验有没有后续，最好还能采访一下受试者，看看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B：是的！你说的非常好。我再给你补充一个，也就是“演化思维”。演化思维是一把非常好用的剃刀，它能帮你直接剔除掉错误的知识。
A：有道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人这么理性，为什么还经常会被骗呢？人为什么还容易感情用事，一群人受到冲动情绪的传染，就一起去做傻事呢？
B：使用演化思维，你立即就可以看清这两个问题。
今天的对话先到这里。下一讲，两人再接着讨论“防受骗”和“群体疯狂”这两个跟机警有关的问题。
注释
[1] 《多样性红利》1：“多样性”到底好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