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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祐四年春天，54岁的苏轼去杭州任职算起，苏轼人生最后的12年，基本上远离了北宋的政治中心，除了偶尔被调回京城，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而且，随着党争形势的恶化，苏轼越贬越远，最远贬到了海南。
但是，苏轼的难能可贵在于，他既能写奔放超脱的诗词，也能脚踏实地做实事。他的地方官，做得相当不错。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扬州市长任上的苏轼。
地方官的智慧
其实，比起做中央官来，做地方官是一件相当烦人的事，必须直接面对很多繁琐细碎的具体事务。似乎越是伟大的诗人，就越是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才干。
我们很难想像李白、杜甫能管理几千几万的劳工治水，或是做好人口统计，催收税款。这些俗务似乎只能消磨诗人的意志，和浪漫主义情怀水火不容。
但苏轼跟那些普通诗人很不一样。
苏轼在很多地方做过市长，行政风格和他的学术风格一样：近人情。所以，像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嫉恶如仇、明察秋毫这些通常被用来形容清官的词，通通和苏轼无关。
如果要在北宋找一位名臣，完全当得起上述褒义词，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一定是包青天。在中国的市井文化里，包拯可以说是太平时代里排名第一的文官典范。老百姓总会期待着，如果每一位官员都能像包拯那样，该有多好啊！
但一些有见识的儒家学者，偏偏有着另外的看法。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王夫之的学术水平和思想高度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他的道德操守也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把包拯和海瑞相提并论，说他们只会被愚昧的百姓追捧，其实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
王夫之对《易经》做过注释，他的《周易内传》就拿包拯举过例子。《易经》大过卦的九三爻是阳爻处在阳位，不是好事。
王夫之说：这表示领导急躁进取，却不体恤下面的人——包拯被重用的时候，有识之士之所以担心他会危害国家，是因为包拯就属于这种急躁进取的人，根本不管手下的人能不能跟得上他。
为什么不近人情还能得到历朝历代无数百姓的仰慕呢？
因为老百姓是拿神的标准来想像包拯的。神不是人，当然不近人情。神无所不知，能力非凡，能对任何不当行为施加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能确保每个人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奖赏或惩罚。
但是，真实的包拯，毕竟只是人，不是神。人要想做到外科手术式的的行政效果，既不可能，也会带来很严重的连带伤害。
苏轼做官的风格刚好跟包拯轼相反。苏轼近人情，包拯不近人情。苏轼会怎么做呢？以包青天的标准来看，他实在很让人气愤。
整顿漕运
元祐七年（1092年），57岁的苏轼到扬州上任，致力于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其中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整顿漕运。扬州是漕运重镇，漕运是宋朝的经济命脉，但漕运制度这时候已经败坏得不成样子了。
简单讲，漕运的首要功能就是把南方的粮食通过水路运到京城。
北宋定都汴京，今天的开封。开封周边一马平川，缺少山河险阻，并不是个适合定都的地方，所以为了拱卫京城，就必须屯驻重兵。
这种安排，叫作“以兵为险”，用驻军代替山河险阻。京城本来人口就多，再加上周边驻军，每天要消耗的粮食就是一个惊人的数量。本地的产量远远供不应求，所以必须南粮北调。
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统筹协调、分工合作。这也就意味着，漕运的良性运转其实很难维持。
苏轼比照30年间的漕运数据，发现现在不但每年运粮总量大不如前，损耗还增加了好几倍。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怪天灾，全怪人祸。
苏轼把自己的改革意见写成奏折，题目叫《论纲梢欠折利害状》。“纲梢”就是运送粮食的船夫，“欠折”就是损耗。
奏章的开篇，苏轼首先援引古人的先例来谈自己的改革精神，说唐代宗时期，理财专家刘晏负责漕运事务，开始在扬州造船，每只船可以载粮一千石，每十艘船作为一个单位，叫作一纲，派军将押运。
刘晏每造一只船要花掉1000贯钱，其实造船的实际成本还不到500贯。有人批评刘晏乱花冤枉钱，刘晏的回答是：“治理大国不能用小道，凡是开创性的做法都要有长远考虑才行。既然搞了造船厂，管理人员有很多，财物就必须打足余量，要足够养活这么多人。工作人员的收益好，官府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得好。”
刘晏的指导方针，原话是“大国不可以小道理”，“理”是“治理”的意思，这也是苏轼的指导方针。
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量变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产生质变，适用于小型组织的管理方法并不适合大型组织。
具体来说，持家的正确方法并不是治国的正确方法。我们不该小看这句话，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没能想到这一层，把持家和治国等量齐观，结果直到今天，斯密式的自由市场和守夜人政府在世界上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
苏轼继续讲：刘晏就这样修了10所造船厂，每个造船厂设置一名负责人。没几年的工夫，这10位领导就都很富裕了。50多年间，造船厂没有破败，运粮工作也都完成得很好。
后来来了一位吴尧卿大人，严格执行成本核算，实花多少钱就批给多少钱。结果呢，10位造船厂的领导很快就变穷了，造船厂也破败了，运粮自然也跟不上了，不久之后就爆发了黄巢之乱。
表面看的话，很容易理解，10位造船厂领导都是贪官，刘晏是他们的保护伞，放任他们把国家财富中饱私囊。吴尧卿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是打击贪污腐败的英雄。
但如果只以成败论英雄的话，苏轼算了这样一笔账：刘晏造一只船花费1000贯，其中只有500贯真正花在造船上，另外500贯是默许给管理层的不当得利。
刘晏一年运粮40万石，用船400只。一只船用5年报废，那么每年需要造80只船。每造一只船需要浪费500贯的话，每年共计浪费4万贯。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吴尧卿打击贪污腐败，严格审计造船开销，每年只不过能为国家节约4万贯，这点钱和船厂破败、漕运不畅的损失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苏轼的结论，原话既掷地有声，又浅显直白，：“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出，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则可以经久不败矣。”
北宋的漕运，在苏轼看来也存在同类的问题。首先，负责漕运的人，包括船工和押运人员，收入并不算高，还要自掏腰包赔偿损耗，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创收的办法：既然要跟船走一趟，不如带一点私货沿途贩卖，就算自己不带货的话，也可以搭载商人，顺道帮商人运货。
从道理上讲，这属于公器私用，也可以说是走私，当然不对。但在宋神宗熙宁时代以前，朝廷一度很想得开，认可了这样的做法。
等到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的改革事业发展到了漕运领域，为了多创收，派出税务稽查干部严查私货，查到了就会要求当事人补缴税款。
这项政策，在苏轼到扬州做市长的时候还在执行着。苏轼又算了一笔账：
最近3年来，扬州平均每年从漕运查收的税款仅仅1600贯，江南漕运总共查收的税款也只有10000贯，却搞得船工等人入不敷出，妻离子散，漕运自然也就搞不好了，每年的直接损耗就有30万石。这还不算那些税务稽查干部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带来的损失。
更可恨的是，北宋漕运是以30只船组成一个船队，遇到查税的时候，查1只船，另外29只船也只能靠岸干等着，逐个查验之后才被放行，平白耽搁了很多时间。
朝廷应该怎么做呢？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首先就该免税，撤销税务稽查官，然后再处置各项细节问题。
我们读历史，似乎只要一提清官，标准模式就是为民请命，请朝廷免税或者减税。奏折也会先拿一顶大帽子开头：“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皇帝应该爱民如子，诸如此类。
苏轼不搞这一套，他很清楚免税就等于在朝廷身上剜肉，所以，他的免税提案是算账算出来的，让朝廷看到免税反而会使收益大增，损失锐减，顺带着也能老百姓减轻负担，维系国家稳定。这样的免税提案，哪可能不被通过呢？
这就是从“近人情”得来的方法论。苏轼既不会把皇帝当成圣人，更不会把政府当成正义的化身，并且，他也从来不把草根阶层想像成善男信女。
在他眼里，大家都是人，都有人的通病，这就是客观现实，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那么，要想解决实际问题，就应该从现状着眼，把账算清楚胜过把大道理讲无数遍。苏轼的这一面，很遗憾，是很少被人注意到的。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苏轼突然失去了保护伞，再次被迫离开京城。
下一讲，我们说说定州时期的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