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回到《熊逸说苏轼》。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二个单元，我会用七讲的篇幅，跟你聊聊苏王之争。

苏是苏轼，王是王安石，北宋另一位文学大家，同时也是北宋变法改革的主导者。

这一讲，我会先跟你聊聊苏轼二十几岁的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里你会发现，在北宋党争中针锋相对的苏轼，在青年时代竟然跟王安石心心相印。

前面我们说过，苏轼终于从凤翔回到了京城。这时候宋仁宗已经去世，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

苏轼又通过了一次内部考试，授职直史馆。这个岗位是个美差，今后很容易被破格提拔。但不幸的是，苏轼的家里接连发生变故，先是妻子王弗病故，很快父亲苏洵也去世了。

苏轼和苏辙护送父亲的灵柩还乡，开始了三年守丧的岁月。等到丧期结束，苏轼在家乡续弦，娶了前妻的堂妹王闰之。

古人续弦常常会在妻子家族里选择，因为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联合。

续弦之后，苏轼和苏辙一同回京报到。这一年苏轼33岁，这次进京，是他和家乡的永别。

少年成名、顺风顺水的苏轼，给父亲母亲服了六年丧，再回到朝廷，不但欣赏他的天子换了，还赶上了王安石主持变法。

于是苏轼面临新的人生抉择。

从思想上来说，苏轼其实是很有机会加入改革派阵营的。我这么说，是有苏轼二十几岁的一篇长文《思治论》做支撑的。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并不是在宋神宗继位之后才有的。早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他就给皇帝上过万言书，系统性地勾勒出变法蓝图。

而苏轼在陕西凤翔做官的时候，在嘉祐八年（1063年）写过一篇长文《思治论》，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你简直会以为这是王安石写的。

当我们发现作者竟然是苏轼，就会由衷地感叹：他和王安石真是心心相印啊。

要想最快速地理解北宋社会的核心难题，读这篇《思治论》就可以了。

文章开篇，列举出三大社会问题：（1）宫殿、道观的建设和祭祀活动过于铺张浪费，（2）钱币、茶叶、食盐管理失控，（3）国防问题严峻。

然后指出，这三大问题已经发酵五六十年了，愈演愈烈，导致的结果就是财政永远吃紧。政府虽然用过很多办法，想要富国强兵，知人善任，但国始终不富，兵始终不强，官员也始终不够称职。

为什么会这样呢？

苏轼认为，首先要怪计划不周。正因为缺乏周详的改革规划，所以每次改革不但都是小打小闹，而且改革的意志也不够坚定，遇到一点阻力就罢手了。

结果呢，有些良药味道苦，因为怕苦就停了药，还有些为了拿到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惜遗祸万年。

再有，用人不能一用到底，这就导致责任归属不明；一项政策还没看到效果，新政策又来把它替换掉了。

苏轼还讲，改革的阻力从来都是巨大的。就算是一件小事，通常来说，想把它做成的人不多，想把它搞垮的人不少。

商鞅变法就是典范，想变法的不过是秦孝公和商鞅寥寥几个人，阻挠变法的是整个秦国，但商鞅不但成功了，成功得还很轻松。

我们宋朝的局面比商鞅时代的秦国好得多，富国强兵的愿望也有民意支持，但搞了五六十年越搞越糟，这就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苏轼继续分析：如果我们发动改革，反对的声音太多，我们是应该从众呢，还是应该力排众议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反对的声音很可能只代表皇帝身边一小部分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广泛的民意。用今天统计学的话说，就是在调查取样的时候，样本的同质化程度太高。

苏轼说，眼前就有很好的例子：以前的改革内容里，最受诟病的一项就是减少官宦子弟的特权，大家都说这种改革太招人恨，肯定行不通，但到现在已经实行了五六年，效果很好，怨言很少。

文章最后总结：所以，只要“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也就是以大无畏的决心，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那么不要说内政可以改观，就算把辽国灭掉都不在话下。

显然，苏轼想做的，是一场全面、深入，并且一往无前的变法。

我们回顾一下文章题目：《思治论》，“治”的意思是社会安定，反义词是“乱”，但“治”也可以用作动词，意思是“管理”。

在儒家的思路里，社会安定一定是管理得当的结果，道家相反，认为社会安定是没人管的结果。

如果用西方概念来看：在政治学上，前者是大陆理性主义，后者是英国经验主义；在经济学上，前者是凯恩斯主义和重商主义，后者是亚当·斯密和哈耶克。

《思治论》的观念，完全站在老子、庄子和亚当·斯密的对立面上，认为国家的发展是可以被计划出来的，只要计划足够周详，执行足够有力，那么千百年后的发展局面完全可以预知。

但是，无论苏轼的见解是否高明，重要的是，看上去他完全可以和王安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为变法阵营里的一员大将。

事实上，宋神宗全力支持的王安石变法，简直就是这篇《思治论》的完美实现。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朝红人王安石不喜欢苏轼。为了帮你弄清楚苏轼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挑战，我先来交待一下背景。

生活里有很多格言，乍听起来很在理，其实很荒唐，比如“一个巴掌拍不响”。北宋绵延多年的党争就是被一个巴掌拍响的。这个巴掌，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宋代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富裕的原因就是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兴起。在政府收入里，商业税竟然能和农业税平分秋色。

这件事的意义是：宋代的社会经济格局前所未有，但是，除了像王安石这样的极少数人，大家的思维还停留在农耕时代。只有社会的危机才是人所共见的：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很高，但开销更大。

今天我们谈到政府开支，首先想到的都是基础建设，比如修桥铺路，建大坝，做高铁，另外就是国防。北宋的基础建设和今天很不一样，一项很主要的内容竟然是营建道观。

在人类所有的经济行为里，宗教行为是最烧钱的。哪怕再珍稀的奢侈品，号称无价之宝，价格总也有个上限，但烧一炷香到底该花多少钱，这是没有上限的。

自从宋真宗弘扬道教以来，道观的营建费用和祭祀费用都是天文数字，而这种开支，花多少钱都不算够，有多少钱都能花掉。

北宋的行政开支和国防开支也很惊人。行政开支大，是因为科举的录取率高，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待遇还特别优厚。

国防开支大，是因为中央要供养一支庞大的禁军，还要应付辽国和西夏对边疆的威胁。

种种开销叠加起来，结果就是：钱不够用。

这个问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能看到的，也是他们都想找出办法去解决的。但是，到底怎么解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

大体来讲，要想把钱不够用变成够用，无非开源和节流两条路。

激进派主张开源，以王安石为代表；保守派主张节流，以司马光为代表。

节流的途径也是显而易见的，无非是精兵简政，原有的政治格局不会受到多大的触动，但开源就不同了，必须实行一整套的改革方案，从制度上做改变，也就是变法改制。

宋神宗是个胸怀大志的年轻皇帝，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从此开启了北宋著名的新旧党争。支持新法的属于新党，反对新法的属于旧党，两党斗得你死我活，一直斗到北宋灭亡，余波还要震荡到南宋。

王安石变法的开局很像商鞅变法的重演：秦孝公任用商鞅，对百官的反对和百姓的怨气一概不理，不惜得罪所有人，不惜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以孤胆英雄的精神打造一个富强的秦国。

孤胆英雄当然并不真的享受孤独，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伙伴，于是，名利场上最敏感的站队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到底是站在新法一边，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换取火箭般的升迁，还是继续站在多数人的一边，宁愿被职场新贵排挤到权力的边缘？

站在宋神宗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很棘手的管理问题。

最优解是让王安石说服反对派，但可想而知，说服变成了吵架。

次优解是让权力中心至少维持行政上的团结，搁置争议——无论是谁，就算心里有再大的不满，也要服从决议，坚定执行既定国策。

今天的管理学很容易支持这样的方案，而在儒家风格里，讲究的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自己想行的“道”行不通，正确的做法不是妥协，而是辞职。

这是儒家意识形态的一大特点，妥协性特别差。也正因为妥协性差，所以技术层面的争议往往会升级为道德层面的争议，对与错变成正与邪，一旦斗争起来就特别敢下死手。

明明年轻的时候支持变革的苏轼，为什么后来却选择了保守的，反对变法的立场，成为旧党阵营里仅次于司马光的一面旗帜了呢？

下一讲，我们就讲讲拉开苏王恶斗序幕的一篇奏章。

在历史上，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例子，明明观点一致的人，最终走向了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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